“新制为国选才，然才须有用武之地。朕近日披阅广南西路奏报，心甚忧之。邕、桂之外，溪峒林立，士司雄长。

    朝廷册封虽在，然王化不行，政令难通，羁縻而已。此非独军事之患，实为文教不彰之弊。长此以往，恐非国家之福。

    今日所定新制，于中原择选之才，他日可能用于化育斯民，稳固此万里南疆？”

    这一问，将众人的思绪从科举的“选才”机制，瞬间拉到了“人才之用”的宏大命题上，且直指帝国最棘手的边疆治理难题。

    书房内的气氛，从新政落定的松弛，骤然变得凝重。

    诸位重臣就如何通过兴学、选派干吏以加强广西治理各抒己见。曾公亮主张“教化先行”，文彦博强调“军事为后盾”，韩琦则总结需“刚柔并济，循序渐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