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场：“本经大义”
内容：考默经与解经。考生需在《诗》、《书》、《礼》、《易》、《春秋》中自选一经，不仅需熟记，更需阐释微言大义。
曾公亮阐释：“此场之设，在明根本。士子不通经术，则如木无根，水无源。取士之道，德行为先，学问为本。”
——此言一出，众多持重老臣微微颔首。此举守住了“经学”底线，让保守派无法从“背离圣贤”的角度攻击。
第二场：“诗赋论”
内容：仍考诗、赋各一篇。
曾公亮阐释：“诗赋乃词章之华，国朝文采所系，不可偏废。然，取士当以器识为先，文艺为后。故此场成绩，只定去留，不分高下。”
——殿内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这是关键妥协！保留了诗赋，给了天下数十万习诗赋者一条活路，极大减少了改革阻力；
但“只定去留，不分高下”，又实质性地大幅降低了诗赋在最终排名中的权重。高明！
第三场：“时务策”（改革真正的核心）
内容：考时务策三道。题目范围明确为“礼乐、刑政、兵农、水利、钱谷、边防”等切实的治国之策。
曾公亮提高声调：“此场为决胜之关键！旨在选拔通晓世事、明体达用之真才！其成绩，为最终排名之主要依据！”
——话音落下，殿中不少务实派和中下层官员眼中放出光来。这才是他们期待的变革！
配套措施同样周密：修订考试大纲、强化誊录糊名、殿试侧重策论，并设置三年过渡期，允许旧制考生并行参考。
曾公亮最后总结道：“陛下，此法上不违祖宗以文取士之成宪，下可收砥砺实学、拔擢真才之实效。乃稳健可行、补偏救弊之良法。伏乞圣裁！”
奏罢，大殿内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御座上的年轻皇帝。
赵顼心中了然。这方案，正是韩琦、曾公亮等务实派与他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产物。
它或许不如王安石可能想要的激进，但它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大多数人，并且坚定不移地将“时务策”推到了决定性的位置。这，就是最大的胜利。
“善！”赵顼的声音打破寂静，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曾相所奏，老臣谋国，深慰朕心。诸卿可有异议？”
他目光扫过群臣。韩琦、文彦博、吕公弼、韩绛等重臣率先表示附议。其他官员，无论是真心认同还是迫于大势，都纷纷躬身：“臣等无异议！”
“好！既然如此，”赵顼站起身，朗声道：“敕命：颁行天下！着礼部即刻刊印，通行各路！自明年秋闱始，依新制而行！”
《熙宁贡举新制》的全文，随着官驿快马，迅速传遍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如同在滚沸的油锅下又添了一把猛火，引发了更为剧烈、但也更为分化的大讨论。
地方干吏：许多常年处理繁杂政务的官员长舒一口气。
“早就该如此！取士当取能办事的，而非只会吟风弄月的！”他们看到了凭实学晋身的希望。
太学中的务实学子：之前支持谢景温的太学生们欢欣鼓舞。
“曾相公此举，正是我辈所愿！时务策定高下，方显英雄本色！”
他们立刻开始搜集各类时政资料，潜心研究兵农水利之学。
大部分“沉默的多数”：许多原本持观望态度的士大夫，仔细研读方案后，态度转向支持。
“曾相考虑周详啊！既重实学，又存诗赋，留有过渡。看来朝廷并非蛮干，乃是循序渐进的良法。”
这种“稳健”的姿态，为他们提供了接受改革的心理台阶。
核心死硬派（如司马光）：在洛阳独乐园，司马光手持新制条文，痛心疾首：
“取士之途，终为功利所染矣！”
但他无法公然反对。因为方案保留了经义和诗赋，他若反对，就等于反对“考时务”，这在当下舆论中极为不利。
他只能在私人信件和着述中，表达对“士风趋于功利”的深切忧虑，但其公开影响力已大不如前。
保守派中的动摇者：不少原本追随司马光的士人，开始暗自思量：
“新制虽重策论，但经义仍是根本，诗赋亦未全废……或许，这也是一条可行之路？总比被时代彻底抛下来得好。”
保守派阵营出现了清晰的裂痕。
寒门士子：新制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我家无钱延请名师雕琢诗赋，但论时务策，我可通宵达旦研读《资治通鉴》、各地奏疏！此乃我辈出头之天赐良机！”
一股务实苦学之风开始在底层士子中悄然兴起。
市井舆论：在皇城司引导下，说书人将新制解读为
“陛下圣明，要选真能为百姓做事的青天大老爷了！”
这种朴素的解读，为改革赢得了广泛的民间好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