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像一枚滚烫的子弹，击穿了战时的麻木与绝望。
最初的震撼在民间。诗作在《新华日报》刊出后，手抄本以惊人的速度在山城的大街小巷、防空洞、难民棚中流传。
不识字的妇人请人念，听得泪流满面；疲惫的工友在工歇时互相传阅，沉默地擦紧拳头。
它成了压在无数人心头悲愤与希望的具体形状。
紧接着，震动扩散到更广阔的疆域。
它被一些不畏封锁的战地报纸转载，通过隐秘的交通线，流向了烽火连天的前线。
就在这时，一个贾玉振绝未想到的人，带来了关于这首诗最前线的回响。
一个闷热的午后，一位穿着寻常阴丹士林蓝布旗袍、容颜清减却目光湛然的年轻女子，敲开了贾玉振的阁楼门。
门开刹那，两人都愣住了。
“贾先生？”女子声音有些沙哑，带着难以置信的激动。
“你……秀芹？杨秀芹同志？！”贾玉振瞪大了眼睛，多年前逃亡路上那个果决坚毅的女战士身影，与眼前人瞬间重叠。
当初队伍遭敌机扫射被打散，他以为她早已凶多吉少。
“是我！”杨秀芹跨进门，眼里泛起泪光，旋即又压下，恢复了她特有的冷静利落，
“组织上考虑到我和你认识，派我来重庆办事处工作，负责一些文化界的联络。”
她顿了顿，声音压低，却带着灼人的热度，“贾先生，你的《废墟上的雏菊》，我们很多同志都看到了。
我这次来，除了组织任务，也是受前方战友之托，一定要当面向你致谢！”
她告诉贾玉振，诗传到太行山区的部队里，一位连队文化教员在战前动员时，就在阵地上为大家朗读。
许多即将投入残酷反扫荡战斗的战士，听着“废墟上的雏菊……倔强抬头的第一缕晨曦”，紧紧握住了手中的枪。
一位班长对她说：“杨干事，告诉写诗的先生，他写的‘雏菊’，就是我们！炸不完，杀不绝！我们在这儿拼命，就是为了以后再也不要有这样的‘废墟’！”
贾玉振听着，浑身颤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沉甸甸的连接感。
他的笔，竟然真的与千里之外那些以命相搏的战士们的脉搏，跳动在了一起。
杨秀芹的到来，本身就是一次强烈的情感震动。
而紧接着，她带来的第二个消息，则让贾玉振经历了犹如冰火交织、近乎眩晕的冲击。
“贾先生，”杨秀芹的神情变得极为肃穆，又带着一丝奇异的慰藉，“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林伯庸同志……他没有牺牲。”
“什么？！”贾玉振猛地站起，碰翻了桌上的茶杯，茶水淋漓也浑然不觉。
那个为掩护他们而毅然引开追兵、被他长久愧疚怀念的引路人，居然还活着？
“是真的。”杨秀芹肯定地点头，眼中也闪着光，“当年队伍被打散后，我带着伤在山区隐蔽，意外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重伤昏迷的林伯庸同志。
他身中数弹，失血过多，但奇迹般地还有一口气。
我设法找到了当地的基本群众，将他秘密转移、藏匿起来。
老乡们用土方草药，硬是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因为伤势太重，他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归队，因为经验丰富，被派往敌后执行更重要的特殊任务。
他现在很安全，只是身份绝对保密。
他知道你在重庆，一直很挂念，但也无法联系。
这次我来，他特别嘱托我，一定要告诉你他还活着，让你不要愧疚，继续写下去，你在文化战线上的工作，同样重要！”
巨大的、失而复得的狂喜瞬间淹没了贾玉振。
林伯庸没死！那个掩护他逃亡、又为他几乎付出生命的同志，还在战斗！
他捂住脸，肩膀剧烈抖动，泪水从指缝汹涌而出，那是积压了多年的悲痛、愧疚突然找到出口的宣泄。
苏婉清在一旁也听得热泪盈眶，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这喜悦是如此强烈，以至于片刻之后，杨秀芹语气转为沉重说出的下一番话，才像冰水般让他清醒过来。
“但是，贾先生，”杨秀芹目光锐利，“组织上也了解到，你现在的处境很复杂。你的影响力大了，但盯上你的眼睛也多了。
重庆方面，有人想拉拢你，也有人想限制你。《七月》遇到的审查压力就是信号。
林伯庸同志让我提醒你：真正的斗争无处不在。
文化战线上的较量，有时比真刀真枪更隐蔽、更凶险。
他们给你的糖，可能裹着致命的毒。
你的笔，现在不仅是笔，也是枪，一定要看清方向，保护好自己。”
狂喜与警示，故人重逢的温暖与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