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因为周瑜即将封王的影响，以马谡、贾模为代表的年轻人对汝南大族的封赏不太在意。在他们看来，伯子男都是低爵，不足为道，用来酬赏为袁氏做出贡献的汝南人正合适。儒家重亲亲贤贤，汝南作为袁氏本郡，享受一些优惠也是应该的。
张纮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汝南人之所以能够满足于伯子男这样的低爵，并非他们天生谦逊，不求富贵，而是因为汝南人儒生多而武将少，没有足以封高爵的战功，不得不接受现实。
但汝南人并非天生只能做儒生，只是汉朝重儒术，这才导致汝南大族不重视武功而已。一旦朝廷确定了只有军功才能封高爵的制度，他们会迅速转型。
相比于儒生，名将更依赖于家族的支持。想成为名将，除了个人武艺之外，部曲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这正是大族的优势所在，拥有大量土地田庄的他们随时可以组织起一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部曲，让将领在战场上拥有更多的生存机会。
如果这些人都赶往边疆，或是出海开疆拓土，倒也没什么。万一他们在战场上立功，封了高爵后，又返回中原，那就成了麻烦。
高爵会让他们拥有更多的土地，中原的良田会迅速消耗殆尽，而朝廷却无法就近获得补给，只能从更远的州郡运粮，无形中就增加了漕运的压力，虚耗了人力、物力。
比这更可怕的，则是京畿之内诸侯遍地，豪强横行。
人都有荣归故里的习惯，这几乎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为了防止这一点，需要在六等爵颁布之初就明确规定，高爵的封地和食邑只能在边郡，不得在中原腹地，就像异姓王只能封在海外一样。
张纮又说，虽然现在的想法是皇子封王，宗室封伯，但这个规定迟早会被打破，而且眼前就有一个现成的缺口：异姓封王。异姓能封王，自然也能封公。
既然无法阻止，不如预先约定，可以封公，但与封王一样，都只能在海外。
这么做，也是给那些有些征伐的将士一个承诺：功劳最大的可以封王，稍次的可以封公，不必非要争首功，造成不必要的内耗。
听了张纮的意见，袁熙意识到这件事影响深远，不能轻率。
任何一个制度，最后都会变形。想长治久安，就不能只顾眼前。
这也是张纮这样的谋士的价值。
——
船到僰道，益州刺史虞翻带着一群掾吏前来迎接。
在这群属吏中，袁熙看到了不少生面孔，都是虞翻新辟除的。这正是他将刺史部迁到僰道的目的之一。如果刺史部还在成都，那刺史府的掾吏还会被蜀郡、广汉人垄断，益州南部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自然与朝廷没什么交情可言。
要想政治安定，实施教化，逐步将当地百姓纳入朝廷编户，必须照顾地方的利益。
中原如此，边疆更是如此。
袁熙与这些掾吏交谈了几句，非常满意。虞翻不仅自己能力强，选人的眼光也高明，选出来的这些人都是可用之才，其中不乏有潜力的大才，比如主簿李恢。
李恢是益州郡人，刚刚而立，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原本在郡中担任督邮，得知刺史部南迁，就赶来毛遂自荐，得到了虞翻的赏识，被任命为主簿。
主簿是三长吏之首，以李恢的年纪能出任这个官职，可见虞翻对他的器重。
袁熙与李恢聊了几句，李恢对南中诸郡的情况了如指掌，应答如流。虞翻甚至让他代表刺史府做了述职报告，通报了对南中诸郡未来几年的发展规划。
其中有三项重要内容：
一是正名。益州郡是汉武帝灭滇国后所置，与益州刺史部常有混淆，颇为不便。当改为陈兴郡，以应天命更替，也方便州郡文书。将来如果要分割南中为一州，名称上也更合理。
二是修路。由刺史部出面，召集各郡县的人才，总体协调，疏通水道，开通山路，加强南中诸郡的联系，并对矿产进行开发、提炼，充军国之用。
三是练兵。与南中各郡县的大族配合，抽调精锐，一部分留镇本地，一部分随前将军张合征伐，一部分加入朝廷直接控制的禁军。
袁熙欣然接受，并授权虞翻具体负责。
虞翻是刺史，只有监察权，没有治民的权力，更不能治兵，否则便与张合有权力冲突。袁熙给他授权，他才能可以实施。
实际上，这就是没有正式任命的州牧。
之所以不任命州牧，正是因为州牧的权力太大，是汉末州郡割据的主要原因之一。大陈建立后，几乎没有人再提设州牧的事，哪怕是高干临荆州，也是以荆州刺史的身份。
袁熙能给虞翻州牧的权力，却不会给州牧的名义。权力可以随时收回，名义一旦定了，就很难再改。
谈完政务后，袁熙留下虞翻，说起了诏书。
虞翻的态度和张纮类似，制度是根本，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