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冬十月，秦始皇出游，这是秦始皇第五次出游，也是最后一次。中车府令赵高、小儿子胡亥、左丞相李斯陪同前往，右丞相冯去疾留守咸阳。
浩大的队伍从咸阳出发，途经湖北安陆、湖南宁远、安徽枞阳、浙江杭州、并在浙江绍兴祭祀大禹（会稽山大禹陵）后折返。返程途径江苏苏州、江苏南京、山东胶南、山东烟台北芝罘岛，并在山东烟台北芝罘岛射杀了大鱼，随即在西行途中病倒。
待到病势更加沉重时，秦始皇才命中车府令、兼掌符玺事务的赵高写诏书给长子扶苏说：“参加丧事处理，灵柩到咸阳后安葬。”
诏书已封好，但却搁置在赵高处，没有交给使者送出。公元前209年秋，七月二十日，始皇在沙丘宫平台（河北平乡）驾崩。
随后的情节我们都非常熟悉，赵高拉丞相李斯密谋篡改遗诏令公子扶苏和蒙恬自尽，令蒙恬将兵权移交给副将王离，改立胡亥继位。
李斯一行车队抵达咸阳后，发布治丧的公告。太子胡亥继承了皇位。
公元前209年九月，将始皇安葬在骊山皇陵，把铜熔化后灌入，堵塞住地下深处的水。用各种奇珍异宝，藏满陵寝。还下令工匠制作带有机关的弩，遇到穿入靠近陵墓的人，即自动射杀。用水银做成百川、江河、大海，以机械灌注输送。陵墓顶部布有天文图像，底部设置地理模型。后宫嫔妃凡未生子女的，令她们全部陪葬。下葬以后，参与修陵的工匠即被尽数封闭在墓中。
二世皇帝胡亥想要杀掉蒙恬兄弟二人，他哥哥的儿子子婴规劝说：“赵王赵迁杀李牧而用颜聚，齐国田建杀他前代的忠臣而用后胜，结果最终都亡了国。蒙恬兄弟是秦国的重臣、谋士，陛下却打算一下子就把他们抛弃、除掉。似此诛杀忠臣而扶立节操品行不端的人，是在内失去群臣的信任，在外使将士们意志涣散啊！”
但是二世不听从劝告，随即杀掉了蒙毅，并要杀内史蒙恬。
蒙恬说：“我们蒙家自我的先人起直至子孙，在秦国建立功业和忠信已经三代了。如今我领兵三十多万，身体虽然被囚禁，但我的势力仍然足以进行反叛。可是我知道自己必定得死却还是要奉守节义，是因为我不敢辱没祖先的教诲，并表示我不忘先帝的大恩大德啊！”于是即吞服毒药自尽身亡。
扬子法言曰，或问：「蒙恬忠而被诛，忠奚可为也？」曰：「堑山，堙谷，起临洮?甘肃岷县?，击辽水?辽河?，力不足而尸有余，忠不足相也。」
臣光曰：「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为之使，恬不仁可知矣。然恬明于为人臣之义，虽无罪见诛，能守死不贰，斯亦足称也。」
秦始皇驾崩对于大秦帝国而言，并不是坏事，与之相反，却是为大秦帝国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逆转时机，但是随着扶苏和蒙恬之死，这一历史窗口期转瞬即逝，大秦帝国不回头地走向了灭亡……正因为如此，所以司马光不仅引用杨雄的《法言》，而且自己也启用了“臣光曰”评价蒙恬之死。
【 扬雄在《法言》中对蒙恬的严厉批判】
“堑山，堙谷，起临洮，击辽水”——扬雄批蒙恬劳民伤财，直指其主持修筑长城、驰道等巨大工程，开山填谷，从甘肃临洮到辽宁辽河，耗费民力物力无数。
“力不足而尸有余” —杨雄认为工程超出了民力承受极限，导致尸横遍野，是极大的灾难。
“忠不足相也”——杨雄批蒙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忠诚，其“忠”不足称道。
扬雄认为，真正的忠臣应以仁义为本，爱惜民力。蒙恬为执行秦始皇的秦政（“毒天下”），不惜驱使百姓进行大规模劳役，造成深重苦难，这本身就是不仁的行为。因此，他虽死于非命，但并非值得同情的“忠臣”，其“忠”是服务于暴君的、缺乏仁爱内核的“愚忠”或“助纣为虐”。
杨雄身为一代大儒，他的系列观点势必是出于儒家仁政思想这一视角。站在被奴役的百姓立场，批判秦政的残酷，认为蒙恬是秦政的执行者，其死是咎由自取。
【 司马光对蒙恬的批判与肯定】
司马光认同扬雄对蒙恬“不仁”的批判，蒙恬作为秦始皇秦政（“毒天下”）的重要执行者（“为之使”），其行为确实称不上“仁”。
但是，司马光同时也认为，蒙恬值得肯定之处在于他深明作为臣子的本分和节义。尽管蒙恬是无辜被杀的（“无罪见诛”），但他能坚守臣节，至死不怀二心（“守死不贰”），这种忠诚和宁死不叛的气节，是值得称赞的。
很显然，司马光是站在纲常伦理、忠君思想这一视角来发表史观的，强调臣子对君主的绝对忠诚是最高道德准则。即使君主昏聩暴虐，即使执行了不仁的政策，但作为臣子，能恪守本分、至死不渝，这种“忠”的品格本身具有自身价值，应予以肯定。司马光更看重蒙恬在个人气节上的表现。
扬雄彻底否定蒙恬，认为蒙恬是秦政帮凶（不仁），其“忠”建立在百姓血泪之上（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