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和江山毫无兴趣，我不希望给咱俩之间留下任何猜忌、打击和被打击的机会。

    张良为什么偏偏要选择当前这个时间节点（自洛阳出发西行长安途中）归隐呢？

    大汉帝国的外部主要敌人均已消失，齐国田氏以及项羽的残部主要人物均已收拾完毕。

    定都长安之后，内部矛盾将陆续浮出水面，刘邦所封的这些王，刘邦宗族势力，还有那一帮子功勋元老，都不是省油的灯。

    多年相随使得张良对刘邦非常了解，这绝对是一位可以共苦难，不可以共荣华的主，手腕老辣，高度灵活，极度务实……此时不退，更待何时！

    司马光为此用〖臣光曰〗盛赞张良的隐退决策。

    在《资治通鉴》中，“臣光曰”通常都是画龙点睛之笔，直抒洞见，引导读者深思。

    此次，司马光跳出了具体事件，从更宏大的历史与哲学层面，解析并盛赞张良的“大智慧”。

    司马光认为，张良的“神仙托辞”是一种极智的表现。其目的就是为了“等功名于外物，置荣利而不顾”，即主动将世人追逐的功名利禄视为身外之物并彻底放下。

    司马光认为，张良这种行为，成功地化解了功高震主的主要矛盾，使自己超脱于政 治旋涡之外，得以善终。

    在司马光看来，这不仅是智慧，更是一种值得大书特书的、高超的政 治德行。

    【结语：司马光的编组叙事用意在于完成一堂“臣道”大课】

    司马光将刘敬与张良前后编组叙事，其用意远比简单的“记录两人事迹”要深远。

    司马光可谓用心良苦，通过“刘敬和张良黄金组合”，为后世为臣者树立一个近乎完美的典范，讲授一堂关于 “如何做一名智慧之臣”的完整大课。

    这堂大课所树立的两名典范：刘敬代表的是臣子积极入世、勇于任事的典范；张良代表臣子功成身退、明哲保身的至高智慧。

    刘敬以一介戍卒之身，洞察帝国百年大计，敢于向最高权威直言不讳。其建议基于对历史脉络（周、汉之异）和现实形势（天下疲敝）的清醒认识，不务虚名，只求实效。

    历史已经证明，定都关中是正确的战略决策，为汉帝国奠定了最稳固的基石。这是入世之臣——刘敬所能立下的不世之功。

    张良的出世智慧则表现为对人性深入洞察，对时局的精准拿捏。

    他能精准预判“飞鸟尽，良弓藏”的封建王朝时期的朝政规律，在风暴来临前抽身而退。张良主动放弃到手的权力和荣耀，以“从赤松子游”的潇洒姿态，消除君主的猜忌。

    历史已经他证明，在汉帝国初期复杂的权力场中，善终本身就是一种更难达成的功业。

    司马光刻意将刘敬与张良并列，司马光是在向读者完整阐述一个理想臣子的两面：该进取时，向刘敬学习，目光如炬，敢于担当，为国谋万世之安。该退让时，向张良学习，心如明镜，主动谦退，为己谋全身之道。

    “如何建功” 和 “如何守身” 都非常重要，于是儒家大佬们才如此推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