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的冬天远比燕京严酷。

    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脸庞。

    前来接机的，除了易辉通过特殊渠道联系的当地顾问安德烈，还有大陆驻苏使馆的一名经济参赞。

    这位参赞的出现，正是燕京方面“引荐”的初步体现，为沈易此行增添了一层官方色彩和信任度。

    接下来的日子，沈易的行程排得密不透风，在莫斯科的严寒中展开了一场无声的战役。

    在使馆经济参赞的陪同下，沈易团队拜访了沙俄邮电部的几位关键司局级官员。

    会谈气氛谨慎而务实。

    沙俄官员对来自“华夏朋友”引荐的香江通讯公司表现出兴趣，但也充斥着官僚主义的繁琐和对技术、资金可靠性的疑虑。

    沈易展示了“易通”样机、详实的技术资料，以及雄厚的资金证明。

    他着重强调“易通”技术能快速提升沙俄主要城市的通讯效率，改善投资环境，符合戈尔乔夫改革中“加速发展”的要求。

    大陆使馆参赞的在场，为沈易的承诺增添了一层可信度。

    沈易敏锐地察觉到沙俄官僚体系对“硬通货”（美元）的渴望。

    他暗示，如果合作顺利，设备采购和后续服务可以用“部分硬通货结算”，这无疑击中了对方的软肋。

    会谈虽然没有立刻达成协议，但为后续技术评估和商务谈判打开了通道。

    顾问安德烈的作用至关重要。

    他利用其复杂的人脉网络，为沈易安排了多场非正式但极其关键的会面。

    在莫斯科大剧院附近一家历史悠久的餐厅包间里，沈易见到了几位对沙俄通讯现状不满、渴望变革的邮电部技术专家和科学院通讯所的研究员。

    伏特加和鱼子酱成了破冰的利器。

    在酒精和坦诚的交流中，沈易获得了更真实的沙俄通讯网络痛点、官僚障碍以及未来频谱规划等宝贵信息。

    他也承诺，如果合作达成，将邀请这些专家前往香江或燕京进行技术交流。

    这几乎是此时沙俄技术人员梦寐以求的机会。

    安德烈还安排沈易接触了两位正在莫斯科崭露头角、背景复杂但能量巨大的“新贵”——

    其中一位，正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媒体和金融寡头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

    此时的古辛斯基还只是一个嗅觉灵敏、胆大包天的商人，他敏锐地意识到移动通讯未来巨大的商业潜力和社会影响力。

    在安德烈的斡旋下，沈易与古辛斯基进行了一次秘密的、富有成效的谈话。

    沈易看到了古辛斯基的野心和执行力，而古辛斯基则被沈易的技术实力、国际视野和背后若隐若现的东方资本所吸引。

    双方都意识到，在沙俄这片混乱而充满机遇的冻土上，彼此可能成为重要的盟友。

    沈易暗示，未来在莫斯科的通讯网络建设和运营中，可以寻求“本地有实力的合作伙伴”共同参与。

    沈易的团队深入莫斯科街头巷尾，考察通讯现状：

    排长队打长途电话的市民、信号时断时续的公用电话、政府机关和企业里笨重的交换机……

    巨大的需求与落后的供给形成鲜明对比。

    他们评估了潜在用户群体：

    首先是政府高官、国企领导、新兴的“倒爷”和商人，其次是外国使领馆和跨国公司。

    基于调研，沈易初步制定了沙俄市场的开拓策略：

    第一阶段聚焦莫斯科、圣彼得堡两个核心城市，复制“燕京模式”，建立示范网络。

    效仿燕京，寻求与沙俄邮电部成立合资公司。

    但股权和管理权谈判将比大陆更加艰难，需引入“本地强力伙伴”分担风险并打通关节。

    设备以“技术合作”和“易货贸易”（沙俄的石油、木材等资源）结合部分硬通货支付的方式进入。

    定价方面，初期采取高端奢侈品定位，终端价格甚至高于香江和燕京。

    目标客户锁定金字塔顶端人群，快速回笼资金并制造品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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