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施工进度也在加快。新鸭棚采用改良结构，墙体加厚防寒，顶部设通风窗，地面铺设小林送来的松枝稻草混合层。三十多名志愿者轮班作业，白天干活，晚上听黄二讲课。
第六天夜里突降暴雨。狂风掀翻两处未固定的油毡顶，值班员紧急敲钟报警。黄二披衣冲出，发现已有十余人冒雨赶往工地抢修。他爬上梯子固定铁皮，脚下一滑差点摔下，被张建国一把拽住。
“黄哥，你指挥就行，让我们干！”
“不行。”黄二抹了把脸上的雨水，“我带头的人，不能躲在后面。”
那一夜，所有人泡在泥水里忙到天亮。第二天清晨，太阳升起时，三座新棚巍然矗立，排水沟畅通无阻，连最脆弱的育雏区都没进一滴水。
赵梁闻讯赶来，看着这群浑身泥浆却眼神发亮的年轻人，久久说不出话。最后他掏出烟盒，抽出一支递过去：“黄二，你说你要改变林场，我还当你疯了。现在我看……是你让我醒过来了。”
黄二没接烟，只说：“等哪天每个工人都能站着说话，不用看谁脸色，才算真正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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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中旬，省厅派来的专家组抵达林场，对“鸭司令模式”进行中期评估。带队的是那位曾在座谈会上质疑他的老教授，姓陈，中国农科院退休后返聘回省厅顾问组。
他走进南坡试验区，亲自查验诱捕器中的虫体样本，抽查五份原始台账，随机提问三名普通工人关于鸭群投放密度的理解程度。最后一站，他来到实验站教室，旁听了一节“疫病预警机制”课程。
课后，他把黄二叫到一边：“你这套体系……比我想象的还要扎实。”
“只是把该做的事做全了。”
“不。”陈教授摇头，“很多人也能做事，但他们做不到‘闭环’。你不一样??你有目标、有流程、有监督、有反馈、有迭代。这已经不是土办法，是现代管理体系的雏形。”
他顿了顿，压低声音：“我想推荐你参加‘全国青年农业科技创新代表会’，下个月在北京召开。你愿意去吗？”
黄二怔住。
北京？那个他只在广播里听过的地方？那个毛主席住的城市？
“我……合适吗？”
“再合适不过。”陈教授认真道，“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上去讲??不是念稿子，是讲真话；不是表功，是传递经验。让更多基层的声音，被听见。”
黄二沉默良久，最终点头：“只要能让更多林子活下去，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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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开，林场再度沸腾。
但这一次，没有欢呼，只有更深的凝重。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黄二要去的，不只是一个会，而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场。那里有专家、有官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典型”，而他，只是一个初中没毕业的林场工人。
出发前夜，冯萍花为他收拾行李。她把干净衣服叠好，放进布包，又塞进去一双新做的千层底布鞋。
“这是我娘留下的针线活。”她轻声说，“她说，走得再远的人，也要有一双踏实的脚。”
黄二握着那双鞋，喉头发紧。
临睡前，他独自坐在守林屋外的石阶上，翻看这些年写满的七本笔记。从最初的潦草涂鸦，到如今条理分明的操作手册，每一笔都是血汗换来的印记。
他取出钢笔，在最新一页写下：
> **1958年6月20日，雷雨转晴。**
>
> 明日启程赴京。
>
> 陈教授说我代表的不只是红旗林场，而是千千万万在泥土中摸索出路的普通人。
>
> 我惶恐，亦自豪。
>
> 惶恐的是，我怕自己说不好，辜负这份信任；
> 自豪的是，我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说一句：我也能为国家做点事。
>
> 若我在台上颤抖，请记住??
> 那不是害怕，是我心中奔涌着太多未曾说出的话：
> 关于饥饿的记忆，关于尊严的挣扎，关于一群人在绝境中互相拉扯着站起来的故事。
>
> 我要去告诉他们：
> 老百姓不是等救济的弱者，
> 我们是能在废墟上种出春天的人。
>
> 只要给一寸光，我们就敢燎原。
写完，他合上本子，仰望天空。乌云散尽，星河璀璨。北斗依旧指向东方，仿佛从未改变。
他知道，这一去，或将面对更大的质疑、更深的偏见，甚至可能遭遇打压。但他不怕。
因为他身后，已不再是一片孤林。
而是三百只嘎嘎欢鸣的鸭群，是十八个日夜苦读的学员，是冯萍花熬的粥、小林送的柴、曹老三画的地图、彭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