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是靠自身强绝的实力打下来的，是靠无可争议的威望赢来的。
这种情况下，能够让袁世凯安然病逝于总统府，没有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强行接管，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
如果他的家属们还不知好歹，妄图在总统府设灵。
甚至将袁世凯的丧事大操大办、借机造势，那就是不识抬举了。
国防军可以允许袁家体面地离开，但绝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挑衅！
因此，如果袁世凯的家属们不想难堪，不想在最后时刻惹上麻烦。
最好的选择就是，主动让出总统府，主动将灵堂设在别的地方。
对于这样的好心劝戒，袁克定、袁克文等袁世凯的儿子家属们，自然是听进去了的。
他们不是傻子。
早在袁世凯病重之后，他的家属们就已经尝到了人情冷暖的滋味。
那些曾经围着袁家转的官员们，那些曾经对袁家子弟毕恭毕敬的政客们，在袁世凯失势时，在国防军进驻京师后，一个个都变了脸色。
有人开始躲着不见，有人明哲保身，有人甚至暗中与国防军接触，急着撇清关系。
袁家的门槛，从门庭若市变成了门可罗雀。
这一切，袁克定、袁克文等人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他们知道，那个属于袁家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任何不识抬举的举动，都可能给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带来灭顶之灾。
因此，当袁世凯病逝后，家属们表现得极为识趣。
主动搬离总统府，主动将灵堂设在法源寺，丧事从简，没有任何铺张。
这样的识趣，让国防军方面少了不少麻烦，也为这一事件的妥善处理奠定了良好基础。
试想，如果其家属不识趣，坚持要在总统府设灵堂。
非要在这个象征着最高权力的地方，办一场风风光光的葬礼。
那国防军方面，为了维护自身的强势形象，一定会坚持不让他们停灵总统府的！
到那时，势必横生龌龊！
一边是袁家的人跪在总统府门前不肯走，一边是国防军的士兵拦在门口不让进。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议论的声音越来越大，最后演变成一场公开的冲突，让双方都下不来台。
那样的局面，对谁都没有好处。
好在，那种情况没有发生。
袁家的识趣，让一切得以平稳过渡。
此时的国防军政府，已经完全凌驾于北洋政府之上，拥有绝对的掌控力。
这种实力对比，使得袁世凯的丧事可以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态势。
“礼在而势亡”。
所谓“礼在”，是指可以在礼节上给予适当的哀荣。
允许旧部吊唁，允许媒体发些悼念文章，甚至允许一些公开的悼念活动。
所谓“势亡”，是指无需担忧其政治势力死灰复燃。
因为国防军的实力摆在那里，任何试图借葬礼造势、借死人凝聚势力的企图，都会被第一时间碾碎。
这种“礼在而势亡”的状态，是一个绝佳的政治底子。
它既体现了新政权的大度与包容，又无需担忧旧势力的反扑。
因此，国防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礼待”袁家。
……
但如何“礼待”，却是一个需要仔细权衡的问题。
因为此时的社会观感，是复杂的。
在民间层面，袁世凯虽然因称帝而失了人心。
但在老百姓眼中，他更多是一个“想当皇帝没当成，气死了”的失败者，而非后世定义的“窃国大盗”。
老百姓的想法很简单。
他当过总统，他管过这个国家，他死了，就该有个葬礼。
至于他做过什么坏事，那是另一回事。
在旧官绅层面，许多前清遗老和北洋文官，依然视他为稳定秩序的象征。
在他们眼中，袁世凯是那个结束了帝制、建立了民国的人。
是那个维持了国家基本一统的人，是那个让他们能够继续做官的人。
他们对袁氏，有着复杂的情感。
因此，袁世凯的名声并未“彻底臭到无人敢吊唁”的地步。
如果新政权处理得太冷淡，让葬礼变得“鸦雀无声”，连吊唁的人都没有几个。
那反而会刺激那些已经投诚的旧势力，让他们产生一种“兔死狐悲”的恐惧感。
他们会想：今天对袁氏这样，明天会不会对我们这样？
他们会觉得新政权刻薄寡恩，翻脸无情。
这种情绪一旦蔓延，对政权的稳固并没有好处。
因此，为了避免这种不必要的政治风险，给予适当的礼遇，是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