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他们对此早有预案。

    安插在两国的、可能因大规模排查而暴露的大量外围与中层情报人员。

    早已在宣布由四国成立亚洲团结联盟之前，便有序地地撤离了危险区域。

    继续留在当地、潜伏更深的情报节点，都是经过精心设计、身份高度隐蔽。

    即便在极端情况下被发现，其线索也几乎不可能直接追溯至东北军的“休眠”或“孤岛”式人员。

    因此，日俄两国的内部动荡，除了消耗其自身精力、加剧盟友间猜忌外。

    对东北军的情报体系并未造成实质性损伤，反而可能因混乱而暴露出更多可供利用的缝隙。

    坐镇沈阳军政府的杨大帅，此刻并未过多分心于远方的“盟友”内讧。

    他的主要精力与注意力，正被另一股更为更为汹涌的人潮所占据。

    那便是从关内各派系蜂拥而至、齐聚沈阳的大批代表与说客。

    这些代表的成分异常复杂。

    其中，既有来自北洋集团内部各大派系的正式或秘密代表。

    他们奉段祺瑞、冯国璋、或其他督军、将军之命前来。

    意图在袁世凯安排的框架下，与未来的“元首”进行提前接触与利益谈判。

    令人玩味的是，其中还混杂了不少来自南方护国军内部各派系的代表。

    云南的、广西的、乃至广东的，他们同样收到了背后首脑的指令，趁着这天下瞩目的权力过渡窗口期，东出沈阳。

    试图了解东北军的态度，为南方势力在未来可能的新格局中寻找定位。

    此外，还有一些影响力虽不及督军、将军，但在特定区域或领域（如商会、地方士绅联盟、行业公会，甚至某些带有政治色彩的秘密社团）颇具分量的政治、经济团体，也派出了各自的代表，希冀在变局中维护或扩大自身利益。

    这些代表，绝大多数原本都是各方势力常驻京师的联络人员或办事处负责人。

    在袁世凯那两道震惊全国的通电发出后，他们背后的首脑们敏锐地意识到，政治气候与权力中心正在发生剧烈的偏移。

    于是，一道道紧急指令飞向北京，这些代表们便纷纷收拾行装，离开那座正在失去实际政治重量的“旧都”。

    转而北上，涌向那座已然成为东亚战局焦点与新权力磁极的城市——沈阳！

    随着这群几乎囊括了关内所有具备一定规模，与影响力（无论是军事、政治还是经济）的势力的代表们陆续进驻。

    沈阳城内的外交宾馆、领事机构。乃至高档客栈瞬间变得人满为患。

    各种秘密会晤、私下交易、信息打探在台面下紧张进行。

    这座城市，在军事重镇的底色之上，骤然间又叠加了一层新的身份光环。

    它已然成为了中华民国事实上的、新的政治外交中心，与未来权力分配的预演场。

    面对北洋各派系代表尤如过江之鲫般涌来，带着各种或直白或隐晦的投诚意向。

    甚至彼此之间还暗中较劲、相互拆台，试图贬低对手以抬高自身价码的混乱局面。

    杨大帅的处理方式，却与旧式政客的权谋手腕截然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