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朝初立，江南刚定，百端待举，万民翘首。
刀剑可以夺取城池，但唯有良政与人心才能真正稳固江山。
一套由齐霄主导，经诸葛亮、王猛、李斯三大柱石精心设计的战后治理与整合方略，颁布实施。
开始对刚刚纳入版图的江南进行梳理，重塑。
首务在于安民，收天下之心。
圣谕自临安宫城颁出，迅即传檄各州县。
加盖玉玺的《大汉安民靖土诏》贴满大街小巷。
“王师克定，本为吊民伐罪。
自今而后，凡我汉军将士，敢有劫掠民财、奸淫妇女、践踏禾稼、擅毁庐舍者，无论官兵，一经查实，立斩不赦，主将连坐！
各军设执法司马，巡视街市，有冤必究！”
数名在混乱中劫掠的兵痞被当即军法处置，首级悬于市曹，震慑全军。
随即，府库洞开，积存钱粮被用于赈济战乱中流离失所的百姓，搭建粥棚，施药疗伤。
更颁布《纾困令》，减免以临安为核心的收复区一年的赋税，并明令暂停徭役，让江南大地得以喘息。
市井依旧开张，运河舟楫往来，驿道快马如常，各级衙门（除首脑外）的胥吏、差役大多留用，只是头顶换成了“汉”字旗号。
基层的稳定，避免了权力真空期的混乱。同时，于各州府设立“民情申诉所”，由新任监察御史与军中文官主持，专司受理百姓对前朝积弊的控告，化解民怨。
对于数量庞大的前宋官员，采取贤能留用。
确有才干且官声尚佳者，经考核后，或留任原职熟悉情况，或调任他处发挥所长，甚至不乏擢升者，以示新朝气度。
才具平平、无大过者，多调至闲职或副手位置，既避免其占据要津误事，也给予观察改造机会。
对民愤极大、贪腐虐民、血债累累的酷吏，则毫不手软，由御史台与刑部联合公开审讯，明正典刑，财产充公。
此举大快人心，迅速与新朝“除旧布新”的形象绑定。
所有要害部门，如京兆尹（临安知府）、御史监察、各军指挥使、及三衙要职，一概由齐霄的元从旧部出任。
对归附官员赐予金银绢帛以示恩赏，给予相应礼遇，但同时需亲笔书写《效忠誓书》，并依制将部分家眷迁往指定区域，以绝其反复之心。
江南世家大族盘根错节，是新朝必须面对的地方实力派。
对钱、王等名门，承认其合法田产，并开放部分中低级官职，允其子弟通过相对公平的渠道入仕。
针对所有世家，强力推行《限田令》与《裁抑豪强诏》，明确规定家族土地占有上限，超出部分由朝廷以略低于市价的价格“赎买”，转为官田或用以安置流民、赏赐将士。
同时，严令解散私兵部曲，收缴藏匿的铠甲兵器，从武力根基上削弱其独立性。
面对少数冥顽不灵的家族，只有一个策略，不服就杀！
他的朝廷班底全是自己人，兵也是自己的，完全不需要如其他帝王般看世家脸色。
只要有一丝反抗，立马查抄家产，没收田宅，将核心族人尽数斩杀，并将其罪状张榜公布，彻底铲除隐患，也以此警示其他摇摆者。
此一连环施策，看似庞杂，实则环环相扣，皆出于诸葛亮、王猛、李斯与齐霄日夜筹谋之结晶。
至八月底，成效初显。
江南主要州府渐次平稳，民心趋安。
更让齐霄底气大增的是，经整编收降，麾下可战之兵，已膨胀至二十五万之众！
然而，天下并未就此平定。
南宋原有版图，除已掌控的江南核心区外，尚有川蜀天险（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大部）
荆湖要冲（荆湖北路、南路）
岭南远疆（广南东、西路）
以及云南部分（大理国影响区）。
各地藩镇、宗室，见临安易主，赵构被擒，多惊疑不定，陈兵边境，既畏汉军兵锋，又存割据观望之念。
对此，齐霄与三位谋主并未急于武力迫降，而是采取怀柔宗室，彰显气度。
昔日自开封变形计的宋室宗亲，如濮安懿王世子、赵王府世子等，被“请”出，授予官职，爵位，待遇从优。
此举一则向天下昭示新朝“不究前嫌、唯才是举（哪怕是宗室之才）”的胸襟。
二则安那些尚在观望的宋室旧臣之心，暗示只要顺应大势，不仅身家可保，前程亦可期。
三则，也是对各地藩王的一种榜样示范。
“陛下，眼下江南初定，二十五万大军需消化整训，新政需时间深入人心，各地藩王需以政治手段分化瓦解，不宜即刻四处出击。”
诸葛亮于御前战略会议上，“未来两月，当以‘安内为要。
稳固根本，梳理内政，同时广布斥候，遣使各方，探其虚实，晓以利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