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工人涨工资时，老板不敢偷偷克扣五毛钱；图个……”他忽然笑了一下，眼角细纹舒展，“图个以后我儿子学钳工，考不过98.5分，我就拿这本册子拍他脑门。”骆开远愣住，随即爆发出一阵大笑，笑得眼眶发红：“你他妈真是……”“真是个俗人。”陈平安接上话，把册子锁回抽屉，“所以骆主任，别跟我扯什么赎罪。你要真想还，就帮我干件俗事——下个月，港府要搞‘青年技工振兴计划’，招三百个学徒。我要你把华润这些年淘汰的旧机床全捐出来，再把那批在葵涌码头扛了二十年麻包的老伙计请来当师傅。”“为什么是他们？”“因为他们在水泥地上教徒弟时，从不骂人‘蠢’，只会说‘手再往下压半寸’。”陈平安站起身，走到窗前，指着远处灯火通明的造船厂，“看见没？那边今晚在焊‘东方红三号’的龙骨。焊枪温度三千度，可焊缝误差不能超0.05毫米——差一根头发丝，整条船就得沉。”他转身，目光如钉：“骆开远，我不要你当圣人。我要你当个焊工，把该咬住的焊缝，一毫米一毫米地咬死。”沉默在房间里蔓延。只有挂钟秒针行走的微响，嗒、嗒、嗒，像在丈量某种不可逆转的进程。骆开远忽然解开西装最上面一颗纽扣，从衬衫内袋掏出一枚黄铜齿轮。边缘已被磨得温润发亮，齿槽里嵌着洗不净的暗褐色油垢。“这是1969年，我在佛山柴油机厂实习时做的第一件成品。”他把它放在陈平安手心，金属冰凉，“师傅说，好齿轮咬得住力，坏齿轮……咬住的是自己的命。”陈平安掂了掂，齿轮沉甸甸的，压得掌心微微发麻。“明天上午九点，”骆开远站起身，整理领带，“我带人把葵涌码头那批老师傅的名单送来。顺便……”他顿了顿，从公文包夹层抽出一张折叠的报纸，展开后是今早《星岛日报》头版：《港府宣布成立“最低收入指导委员会”，首任主席由劳工界代表陈志明先生担任》，配图是位戴圆框眼镜、笑容和善的中年人。“这个人，”骆开远指尖点着照片，“昨天晚上，刚和吕三桥的遗孀共进晚餐。”陈平安没看照片，只盯着那枚齿轮。齿尖一道细微裂痕，在顶灯下泛着幽微的光。“知道了。”他把齿轮放进西装内袋，位置正对着心脏，“告诉陈志明先生，节气最近缺个会计。”骆开远一怔，随即明白过来，嘴角勾起一抹冷峭的弧度：“他账本里，吕三桥的钱，够买十艘渔船。”“那就让他去数鱼鳞。”陈平安走向门口，手搭在黄铜门把手上，忽然停住，“对了，你那蓝布笔记本……第三页，夹着的火车票根，别弄丢了。”骆开远全身一僵，血液瞬间冲上头顶。那张1971年广州至深圳的硬座票根，是他偷偷送母亲骨灰回乡时买的——票面日期被钢笔重重涂改过，实际出发日比登记日早了整整三天。陈平安没回头，只留下一句轻飘飘的话：“有些债，烧了可惜。不如……留着生锈。”门关上的刹那，骆开远跌坐进沙发，手指深深掐进掌心。窗外维港的灯火汹涌流淌，像一条熔金的河。他忽然想起小时候在潮汕老家，老人说真正的铁匠不会哭——眼泪掉进炉火，会炸出毒烟。而陈平安，早已把自己炼成了那座炉。同一时刻，九龙城寨深处，一盏煤油灯在霉斑密布的墙壁上投下巨大晃动的影子。两个戴白露面具的年轻人正围着张瘸腿方桌，桌上摊着三样东西：半张烧焦的账本残页、一枚染血的铜钱、还有一小撮混着泥沙的灰白头发。“哥，真烧？”矮个子用火柴燎着账本边角，火苗舔舐纸页，发出细微的噼啪声。高个子盯着那撮头发，忽然伸手捻起一点灰烬，凑到鼻下嗅了嗅：“没烧透。有股……药味。”矮个子手一抖，火苗窜高，险些燎着眉毛：“药味？妈的，该不会是……”“嘘！”高个子猛地按住他手腕，目光如电射向门口。门缝底下，一道极细的暗影正无声滑过，像条冰冷的蛇。两人屏住呼吸，直到那暗影彻底消失在潮湿的走廊尽头。矮个子才抹了把冷汗，压低嗓子：“白露大佬……真神了。”高个子没应声，只默默把那撮头发重新包好，塞进贴身衣袋。煤油灯火焰忽然爆开一朵灯花，“啪”地轻响，映得他眼中两点寒光，锐利如未出鞘的刀。维港之上，一艘货轮正鸣笛启航。汽笛声悠长而苍凉，劈开浓稠的夜雾，驶向东方微白的天际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