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长安城里，唐玄宗也在悼念张说的悲痛中，想起了张说生前的举荐——张说曾多次对他说，张九龄有王佐之才，可堪大用。就这样，唐玄宗下诏，将张九龄召回京城，任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主持集贤院事务。
一次，玄宗为给渤海国写诏书发愁，召集张九龄前来。只见张九龄拿起毛笔，略一思索，便挥毫而就，诏书措辞得体、条理清晰，完美契合大唐的国威。玄宗捧着诏书，大喜过望，不禁感叹：“此前我只当你是儒学之士，没想到竟有如此王佐之才，今日得你，当以经术助我治理天下！”
此后，张九龄虽因母亲去世回乡丁忧，可守丧期未满，玄宗就急着下诏书召他回京，诏书里写得恳切：“不有至孝，谁能尽忠？苍生盼你归朝，不可拘泥于常礼！”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张九龄被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次年升任中书令——这个唐代宰相的核心职位，让他终于踏入了大唐权力中枢，站到了仕途的巅峰。
四、诤臣风骨抗权贵，暮年被贬荆州路
彼时的开元盛世，正处在最繁华的顶点：长安城里商铺林立，丝绸之路上来往的商旅络绎不绝，文人墨客吟诗作赋，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可张九龄却敏锐地察觉到，盛世之下，早已暗流涌动——唐玄宗渐渐从励精图治转向耽于享乐，朝堂上，李林甫等奸臣开始暗中构陷忠良，权力的天平，正悄悄倾斜。
作为宰相，张九龄始终记得自己的初心，更秉持着刚直不阿的风骨，敢于犯颜上谏。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的千秋节，是唐玄宗设立的生日庆典，群臣纷纷进献宝镜，讨好皇帝，唯独张九龄，呈上了五卷《千秋金镜录》。他在书中细数前代兴亡的规律，总结治国理政的经验，以“以镜自照”的寓意，提醒玄宗居安思危。这份与众不同的礼物，虽没有宝镜的华贵，却藏着臣子的赤诚，深得玄宗褒奖。
可这样的赤诚，很快就成了权贵眼中的“刺”。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战胜契丹，玄宗大喜过望，打算封张守珪为宰相。张九龄当即反对：“宰相是治理国家的核心，当以治国之才任用，岂能作为奖励功臣的筹码？若如此，恐会乱了朝堂规矩。”玄宗不甘心，又提出“只给宰相名分，不给实权”，张九龄依旧据理力争：“名分是朝廷的根本，岂能随意授予？”最终，玄宗只得让步，改封张守珪为右羽林大将军。
更显远见的是，张九龄早已看穿了安禄山的野心。安禄山最初以范阳藩镇偏将的身份入朝时，态度傲慢乖张，言行间满是不臣之心。张九龄见后，私下对左右说：“乱幽州者，必是此胡雏！”开元二十四年，安禄山讨奚、契丹叛乱时冒进兵败，张守珪上表请求斩杀安禄山以正军法，玄宗却因爱惜安禄山的勇武，想赦免他。
张九龄得知后，当即入宫劝谏，语气坚定：“安禄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今日不杀他，他日必成后患！司马穰苴诛杀庄贾、孙武斩杀宫嫔，都是为了严明法度，今日若赦免安禄山，何以正军威、警众人？”可此时的玄宗，早已听不进逆耳忠言，反而劝张九龄：“你莫要因石勒的旧事，误害了忠良。”最终，安禄山逃过一劫，也为日后的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根。
朝堂上的矛盾，还在不断升级。武则天的侄孙女武惠妃得宠后，一心想让自己的儿子取代太子，便诬告太子谋逆。玄宗大怒，欲废太子，张九龄再次站出来劝谏：“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动摇，则天下不安。太子并无过错，岂能因谗言随意废黜？”这番话彻底惹恼了玄宗，而李林甫则在背后偷偷讨好武惠妃，还对玄宗说：“废立太子是天子家事，何必与外人商议？”
武惠妃见张九龄不肯妥协，便派官奴去拉拢他，许诺给他高官厚禄。张九龄当即严词拒绝，还连夜入宫，将此事告知玄宗，丝毫没有畏惧权贵的意思。可他的正直，却让自己在玄宗心中的分量，越来越轻。
不久后，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因在河西政绩斐然，玄宗打算破格擢升他为尚书。张九龄再次谏言：“牛仙客虽勤恳，却只是边疆小吏，缺乏治国之才，升任尚书过于仓促。充实仓库、修缮器械本是他的本职，给予物质奖励即可，不必破格提拔。”玄宗颇为不快，质问他：“你嫌牛仙客低微，你自己难道是名门望族吗？”张九龄坦然回应：“臣虽生于岭南，却已官拜宰相，凭的是治国之才；牛仙客无经邦之能，不堪尚书之位。”
李林甫趁机在一旁煽风点火：“张九龄不过是个书生，懂什么治国大道理？牛仙客有政绩，提拔他有何不可？”次日，玄宗再次提出封牛仙客为尚书，张九龄依旧据理力争，毫不退让。彻底被激怒的玄宗，虽最终没封牛仙客为尚书，却封他为陇西县公，还对张九龄渐渐疏远。后来，玄宗打算任命李林甫为宰相，张九龄直言劝谏：“李林甫奸佞，若任其为相，他日必为庙社之忧！”可玄宗早已固执己见，终究还是任命了李林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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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因卷入王元琰贪污案，被玄宗以“结党”为由降为尚书右丞，剥夺了处理政务的实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