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到了日本的地理位置：四面环海，本土防御相对薄弱；又想到了自己在欧洲的见闻：英国的造船厂有现成的军舰，澳大利亚有不少失业的海军士兵，而且英国和日本当时并没有同盟关系，完全可以借他们的力量来实施计划。
说干就干，宋育仁立刻找到了使团里的参议杨宜治和翻译王峰高。这两个人跟宋育仁一样，都是忧国忧民的热血之士，一听宋育仁的计划，当即拍案叫好。三人秘密商议了好几天，一个惊天动地的方案逐渐成型：
第一步，以私人名义在英国购买十艘先进军舰，再雇两千多名澳大利亚海军士兵。这些军舰都是英国造船厂刚完工的新舰，火力强劲，速度快；澳大利亚士兵常年在海上作战，经验丰富，而且他们大多是白人，打着英国的旗号不容易引起怀疑。
第二步，把军舰伪装成商船，士兵们换上普通水手的衣服，从英国出发，先驶往菲律宾。菲律宾当时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地理位置隐蔽，适合作为中转站。
第三步，从菲律宾出发，趁着夜色突袭日本本土。日本的主力舰队都在黄海战场上，本土防守空虚，这支部队突然杀到，肯定能打日本一个措手不及。到时候，清军可以以“攻占东京”为要挟，逼迫日本停止战争，退还占领地，废除不平等条约。
这个计划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可宋育仁却觉得胜算极大。他算了一笔账：购买十艘军舰加上雇佣士兵、筹备物资，大概需要上百万英镑。这笔钱虽然数目庞大，但只要能说服国内的封疆大吏筹款，再从英国银行贷款，应该能凑齐。
为了保密，宋育仁特意叮嘱杨宜治和王峰高，对外只说“为南洋经商购置商船”，绝不能泄露真实目的。三人分头行动，宋育仁负责起草计划书，联系英国造船厂和银行；杨宜治负责和澳大利亚军方接洽，挑选士兵；王峰高则负责办理各种手续，伪造商船文件。
那段时间，宋育仁几乎天天熬夜。他既要和英国商人讨价还价，又要提防使团里的保守派告密，还要不断修改计划，弥补漏洞。有好几次，他都因为过度劳累而病倒，可只要一想到能为国家雪耻，他就咬牙坚持了下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事情进展得异常顺利。英国造船厂同意以优惠价格出售军舰，澳大利亚方面也挑选好了两千多名经验丰富的士兵，英国的几家银行也答应了贷款请求。更让宋育仁振奋的是，国内的张之洞、刘坤一等封疆大吏，在收到他的秘密信函后，都对这个计划表示支持，纷纷表示愿意筹款相助。
1894年年底，十艘崭新的军舰在英国港口悄然下水，两千多名澳大利亚士兵也陆续登舰。军舰上装满了弹药和物资，士兵们也进行了多次模拟演练，就等着宋育仁一声令下，扬帆起航，直捣日本本土。
宋育仁站在英国的海岸线上，望着远处整装待发的舰队，眼里满是激动的泪光。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舰队突袭日本东京的场景，看到了日本天皇被迫求和的狼狈模样，看到了大清王朝摆脱屈辱、重振雄风的未来。
可就在这临门一脚的关键时刻，一道来自北京的圣旨，像一盆冷水，浇灭了宋育仁所有的希望。
原来，慈禧太后和李鸿章早就没了打仗的心思。慈禧太后这一年要过六十大寿，她不想让战争搅了自己的寿宴，一心只想尽快和日本和解。李鸿章则认为，北洋水师已经全军覆没，大清再也没有能力和日本抗衡，与其继续打下去，不如早点求和，还能保住半壁江山。
当宋育仁的计划通过秘密渠道传到北京时，慈禧太后勃然大怒。她觉得宋育仁简直是胆大包天，竟敢瞒着朝廷私自调动军队、购买军舰，这简直是谋反！李鸿章也在一旁煽风点火，说这个计划“异想天开”“风险太大”，万一失败，只会让日本更加愤怒，到时候大清的损失会更大。
于是，慈禧太后下了一道圣旨，斥责宋育仁“妄生事端”“擅作主张”，命令他立刻停止所有计划，火速回国听候处置。同时，朝廷还派人通知英国造船厂和银行，终止军舰购买协议和贷款合同。
宋育仁收到圣旨的那天，正好是1895年1月。他拿着那份冰冷的圣旨，双手不停地颤抖。他想不通，为什么一个能让国家转危为安的计划，会被朝廷如此轻易地否定？为什么慈禧太后宁愿割地赔款，也不愿意放手一搏？
他试图给朝廷上书，据理力争，可他的奏折根本就递不到慈禧太后手里，全被李鸿章等人扣了下来。他想联系张之洞、刘坤一，让他们帮忙求情，可此时的封疆大吏们，见朝廷态度坚决，也不敢再贸然支持他。
就这样，那十艘已经整装待发的军舰，只能静静地停泊在英吉利海峡。两千多名澳大利亚士兵在舰上等待了一个多月，最后因为没有军费支持，只能解散回国。英国银行的贷款被终止，造船厂的军舰也被转卖给了其他国家。宋育仁耗费数月心血筹备的奇袭计划，就这样胎死腹中。
18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