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端，则是黄浦江东岸那片被遗忘的角落。李卫国和王强如同最精明的猎手，化身“星火置业”的隐形操盘手，在浦东尚未苏醒的肌体上悄然游走。他们穿着最普通的夹克，骑着破旧的自行车，深入那些芦苇比人还高的滩涂地，踏过泥泞不堪的废弃码头，敲开一个个挂着“生产队”、“渔业大队”牌子的破旧办公室的门。
谈判对象，往往是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抽着劣质纸烟、脸上刻满风霜和迷茫的地方干部或生产队长。他们对突然找上门来、要买这些“鸟不拉屎”烂地的“港商代表”（李卫国伪造的身份）充满了警惕和不解。
“买地？买这烂泥塘？同志，侬莫不是寻开心伐？” 一个头发花白、操着浓重浦东本地口音的生产队长，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李卫国递上的“星火置业”名片。
“老队长，我们是真心想做点事情。” 李卫国脸上堆着诚恳的笑容，操着刚学的、蹩脚的上海话夹杂着普通话，“搞点水产养殖，或者…以后建个小仓库，总要有个地方落脚不是？您看这地方荒着也是荒着……”
“水产养殖？这江边水浑得嘞！鱼都养不活！” 老队长嗤之以鼻，但眼神在李卫国不经意间露出的、鼓鼓囊囊的黑色手提包拉链上扫过时，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精明的亮光，“不过…你们要是真想买…这个价钱嘛…” 他伸出几根粗糙的手指，比划了一个极其低廉、近乎象征性的价格。
“好说！好说！” 李卫国心中狂喜，脸上却不动声色，立刻从手提包里掏出几捆崭新的“大团结”，拍在油腻的办公桌上，“这是定金！合同我们马上签！一次性付款！”
厚厚一沓散发着油墨香气的钞票，瞬间击溃了所有的疑虑和矜持。对于这些守着“废地”、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基层干部来说，这从天而降的“横财”，无异于久旱甘霖。一份份土地转让协议（此时土地管理法尚未完善，集体土地转让存在巨大灰色空间），在简陋的办公室里、在昏黄的灯光下，被快速签署。大片的滩涂、荒芜的江岸线、废弃的码头仓库……以令人咋舌的低廉价格，悄无声息地落入了“星火置业”的名下。
王强则负责更具体的“脏活”。他带着几个信得过的本地“地头蛇”，拿着签好的协议，扛着简陋的木桩和油漆桶，如同旧时代的“圈地”者，在那些刚刚易主的荒地上打下界桩，刷上鲜红的“星火置业”字样。江风呼啸，芦苇摇曳，鲜红的界桩在荒芜的背景中显得格外刺目，又带着一种无声的宣告。
资金，如同开闸的洪水，汹涌地流向浦东那片沉默的土地。省城芯片厂工地是吞金巨兽，浦东的地块则是更加隐蔽、却更加贪婪的黑洞。王建国主任看着星火电子账户上那笔巨额资金的惊人消耗速度，眉头紧锁，忧心忡忡地打来电话：
“陈总！芯片厂那边花钱如流水我理解！可这浦东……投这么多钱买一堆烂泥滩涂？风险太大了！一旦政策有变，或者开发迟迟不来，这些钱可就全打水漂了！” 作为银行家，他对这种“豪赌”式的资产配置充满了本能的警惕。
“王主任，” 我站在省城芯片厂工地最高的平台上，俯瞰着下方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电话贴在耳边，声音平静而笃定，“芯片厂，是我们的现在。浦东，是我们的未来。相信我，这笔投资，回报率将超出你最大胆的想象。”
挂断电话，目光投向东南方向。那里，隔着千山万水，是依旧沉睡的浦东。一场由我亲手布下的、规模空前的资本棋局，已然落子。
就在芯片厂主体结构封顶、无尘车间进入最后设备安装调试阶段，浦东的地块如同贪婪的巨兽吞噬着资金的关键时刻，一封来自大洋彼岸、印着三井物产徽记的正式公函，如同淬毒的冰锥，刺破了短暂的平静。
公函措辞“彬彬有礼”，却字字如刀：
“尊敬的陈默先生：惊闻贵公司即将建成现代化芯片制造工厂，特此祝贺。然，鉴于芯片制造涉及多项国际专利及技术标准，为确保贵公司生产活动符合国际规范，避免潜在知识产权纠纷，我方不得不遗憾地通知您：贵公司此前向荷兰ASmL公司订购的dUV光刻机（型号：pAS5500），因涉及我方关联公司持有的关键专利技术（专利号：Jpxxxxxxx），已被我方依法申请临时禁运令。该设备目前滞留荷兰鹿特丹港，无法启运。对此造成的不便，深表遗憾。建议贵公司审慎评估相关风险，或可考虑重启此前搁置的合资谈判，以寻求共赢解决方案……”
光刻机！被卡住了！
而且是芯片制造最核心、最昂贵、最无可替代的“命门”——光刻机！
“操他妈的！又是三井！又是这招！” 王强一拳砸在办公室的墙壁上，新刷的墙灰簌簌落下，他双眼赤红，如同被激怒的公牛，“专利？狗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