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该是属于工人阶级的盛大节日。
但在奉阳这座东北最大的重工业城市里，不见半点节日气氛，沉闷得甚至带着几分萧瑟。
天空灰蒙蒙的，像是没洗干净的抹布，低低地压在头顶。
大西区的大部分工厂都紧闭着铁门，锈迹斑斑的锁链缠绕在门把手上，像是一道道封印。这些厂子不是主动放假，而是被迫停产。
春风吹得猎猎作响，卷起地上的废纸和煤灰，仿佛在给这座沉睡的工业巨兽唱着最后的挽歌。
二工区那边的家属楼下，几个穿着旧工装的汉子蹲在墙根底下抽着旱烟，面前摆着修自行车的工具箱，或者立着写有“通下水”、“力工”、“水暖工”、“木工”字样的硬纸板。
他们曾是有职称的高级技师，是受人尊敬的技术大拿，手里捏着的是精密卡尺，操作的是大型机床。如今工厂停工，一家老小张着嘴等着吃饭，他们只能自谋生路了。
有点本钱的，摆摊卖菜也算创业了。
至于利用一技之长重新找工作？那不切实际。
整个地区的经济支柱就是国企，大家全在下岗，根本没有就业岗位。
去外地打工倒是条生路。但夫妻双双下岗，都走了，父母和孩子怎么办？
而且拿不到遣散费的工人一大把，工资被拖欠了半年甚至一年的他们连饭都吃不上，敢孤注一掷，并能掏出买火车票、租房、找工作的这几百块启动资金的人本身就是少数。
然而，就在这片灰暗的底色中，位于城市边缘的兴科电子制造有限公司——也就是原来的奉阳电视机厂，此刻却是另一番热火朝天、人声鼎沸的景象。
上午八点，厂区的大会堂里，人山人海。
上空拉着一个红底黑字的横幅：“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兴科集团员工福利发放大会”。
队伍排得像条长龙，从主席台一直蜿蜒到大门口。
这里面，有从兴宁那边调过来的老员工，一个个神色淡定；
但更多的是原电视机厂刚被接收的四百多名职工，他们穿着还没洗几次的新工装，神情既兴奋又带着点局促。
“都别急啊，耐心点，排好队，人人都有！”
工会主席奚望手里拿着个大喇叭，站在台阶上喊着话。
他身后，几个工会干事正在登记造册，面前的桌子上堆满了一摞摞红得耀眼的卡片。
队伍中，赵建军搓了搓那双满是老茧的大手，手心里全是汗。
他今年四十二岁，原电视机厂调试车间的老工人。在这厂子干了十八年，从青葱小伙干到了两鬓斑白。
“哎，李师傅，”
赵建军用胳膊肘捅了捅排在他前面的一个矮个子男人，压低声音问，“你说这卡就相当于五十一块钱了？”
老李随口道：“对啊，卡里有钱，到了店里就能消费…诶，你们奉阳不是有老兵超市吗，你没去那儿买过东西？”
买东西？我他妈也得有钱呐！
赵建军那惨白的脸色讪讪地笑了，没再接茬。
就在十二天前，这地方还叫奉阳电视机厂。
那时候，工厂停产了半年多，经过了不知道多少轮降本增效、人员精简，工资已经拖欠了五个月，连最基本的生活费都发不出来。年轻的、有野心的，都去外面自谋生路了，厂子里就剩下四百个工人。
工人们每天象征性到岗，聚在车间门口晒太阳，聊的不是生产，而是哪家又去卖血了，谁家媳妇跟大款跑了。
赵建军记得清清楚楚，当时自家米缸见了底，媳妇去菜市场捡人家不要的烂菜叶子回来煮汤，孩子学校催学费的单子像催命符一样。
绝望，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直到兴科来了。
那天，省里的领导和兴科的人一起来宣布接管，马国良那个狗东西带着其他狗屁不是的领导班子灰溜溜地走了。
紧接着，新厂长空降，新的管理层进驻，设备开始检修，生产线重新调试。
最让职工们激动的是，兴科集团董事长，那个此前被报纸上称为天才厂长的江振邦，亲自来厂里开了动员会，当场宣布：欠薪分四批补发，第一批立刻到账。
赵建军到现在还记得，当他从财务手中领到五百四十二块钱现金时，眼泪差点没憋住。
那是他被拖欠的一个月工资，不多，但有了这笔钱，孩子拖欠的学费就能交上了。
他不用再卖血了！
如果刚才老李说的是真的，那个什么老兵超市的会员卡里有五十一块钱，他能买米买面做嚼谷，媳妇不用起早贪黑，去菜市场捡别人不要的菜叶子了！
“下一个……同志，赶紧上前领卡啊！”
前面工会干事的喊声打断了赵建军的回忆。
他浑身一激灵，赶紧往前跨了一步，双手在裤子上使劲擦了擦汗，这才恭恭敬敬地递上自己的新工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