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飘向远处高耸的广播大厦。楼顶天线上，一面红旗在晚风里猎猎作响。这时，一辆黑色伏尔加缓缓停在巷口。车窗摇下，露出一张四十岁上下、颧骨高耸的脸。男人叼着烟，左手搭在方向盘上，小指上一枚金戒在夕照下反着冷光。“马老板，赏个脸？”男人声音不高，却像砂纸磨过铁皮。马未都吐出一口烟，没应声，只把烟头摁灭在墙砖缝里。“听说您最近挺忙？”男人笑了笑，右手轻轻敲了敲方向盘，“我们王总托我带句话——树大招风，不如早点砍了枝杈，省得刮风下雨时，连根拔起。”马未都终于抬眼，目光平静得近乎冷漠：“你们王总，是不是也该管管自己家的狗？嘴太脏，容易咬到自己人。”男人脸上的笑僵了一瞬。他没动怒，反而低头看了看腕表：“行，话带到。不过马老板，您最好想清楚——您那位周老师，现在可不在京城。内蒙那边信号差，电话不好打。而我们王总，明天就要去军区体工大队视察，听说……顺道看看新编排的《草原晨曲》彩排。”马未都笑了。是真的笑，眼角挤出细纹，声音却像冰层下奔涌的暗流：“告诉王总，他要是真想看《草原晨曲》，我建议他带上听诊器。那曲子第三乐章，心跳节奏不太稳。”男人眯起眼：“什么意思？”“意思是他最好别去。”马未都转身欲走，忽又停步，背对着伏尔加，声音轻得几乎被风揉碎，“顺便告诉他——周旭写的剧本里，有句台词，我特别喜欢。‘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可草木枯了能烧火，人要是骨头软了，连灰都不配留。’”伏尔加车门“砰”地关上，引擎轰鸣而去。马未都没回头，只从裤兜摸出半包皱巴巴的烟，抽出最后一支。打火机擦了三次才燃，火苗跳跃着，映亮他瞳孔深处一点幽微的光。他慢慢吸了一口，烟雾缭绕中，拨通了一个号码。“喂，老张吗？我是马未都。”他顿了顿，声音低沉平稳，“麻烦您帮我查一个人——体育局王副局长的夫人，娘家姓什么？她妹妹，是不是嫁给了长盛集团下属‘华鑫纺织’的总经理？对，就是做军用布料的那个华鑫……另外，再帮我查查，内蒙军区体工大队最近三个月，采购过几次羊毛呢料？采购单经手人是谁？”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小马，你这查的……有点深啊。”“深点好。”马未都望着远处广播大厦顶上那面红旗，声音很轻，“红旗底下，容不得老鼠打洞。”挂断电话，他掐灭烟头，沿着巷子往回走。暮色渐浓，路灯次第亮起，昏黄光晕在青石板上铺开细碎的光斑。他经过影视厅侧门时，听见里面传来隐约的笑声——王朔正教几个年轻人学东北方言，为下周要上映的《喜盈门》配音做准备。那笑声清亮、莽撞，带着未经世故打磨的锐气，像初春破土的草芽。马未都脚步未停，却在门框边驻足片刻。他没推门，只是抬手，用指节轻轻叩了三下。咚、咚、咚。三声轻响，短促，笃定，如同战鼓初擂。第二天清晨六点，海马影视厅门前已排起长队。不是买票的观众，而是三十多个穿着不同制式军装的年轻人——有文工团的，有总政话剧团的，甚至还有两名刚从内蒙调回的骑兵连文艺兵。他们臂弯里抱着旧胶片盒、手提录音机、自制海报筒，胸前统一别着一枚铜质徽章：衔笔的燕子。队伍最前头，站着康飞兰。她穿着洗得发白的绿军装，肩章上的星徽擦得锃亮，手里攥着一叠打印纸，标题赫然是《海马青年电影互助公约（试行）》。马未都站在二楼窗后，静静看着。楼下，王朔正挨个给每人发一瓶冰镇汽水。汽水瓶身凝着水珠，在晨光里闪闪发亮。有人拧开瓶盖，“嗤”地一声轻响，白气蒸腾而起，像一缕微小的烽烟。马未都转身，走向隔壁办公室。门虚掩着。他推开门，屋里空无一人，只有桌上摊着一份尚未写完的剧本——《编辑部的故事》第二集，稿纸右下角，用红笔圈出一段对话：“主编，你说这世界怎么就这么怪？好人总吃亏，坏人反倒活得滋润？”“谁说的？我看啊，坏人是滋润，可他们心里，早把自己活成了牢房。而咱们呢？哪怕穷得只剩一支笔，也能写出整个春天。”马未都拿起红笔，在这句话末尾，添了三个字：——“等着瞧。”笔锋顿挫，力透纸背。墨迹未干，窗外第一缕阳光恰好穿过玻璃，落在那三个字上，灼灼如焰。他放下笔，走到窗边，拉开窗帘。整座京城在晨光中苏醒。长安街车流如织，广播大厦顶上红旗翻卷，远处军区大院方向，隐约传来号角声——嘹亮，悠长，穿透薄雾，直抵云霄。马未都点起一支烟。这一次，他深深吸了一口。烟雾升腾，与朝阳交融，竟分不清哪是火，哪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