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还好吗？孩子上学的事，之前跟教育局对接的，没出问题吧？”李泽岚坐下，目光落在茶几上的一张照片上——照片里，周志强抱着儿子，站在清远市重点中学门口，笑得一脸灿烂，仿佛日子里全是希望。
周志强的妻子端来茶水，把一张泛白的银行卡放在桌上，手指有些发抖：“谢谢您，李县长。孩子上学的事已经妥当了，民政部门还帮我找了社区的工作，下个月就能上班，不用再愁生计了。前几天整理他的公文包，发现了这张卡，去银行查了才知道，里面有10万，是他今年年初存的，备注写着‘孩子留学备用金’。我当时还问他这钱哪来的，他只含糊说是‘奖金’，现在才知道……都是不干净的钱。”她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忍不住红了眼眶，“其实我早就觉得不对劲，他这几年经常很晚回家，手机也总是调静音，有时候还会躲在书房里打电话，我问他，他就说‘工作的事，你别管’。现在想想，那些所谓的‘工作’，全是见不得人的事，他要是早点跟我说，或许……”
话没说完，她就哽咽着说不下去了。周小宇从房间里跑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变形的玩具车，车身上的漆都掉了些——那是周志强去年去广州出差时给他买的，孩子一直当成宝贝，走到哪带到哪。“爸爸说等我考上初中，就带我们去广州长隆玩，还说要在广州买个小房子，让我以后在广州上大学，不用再回阳山了。”孩子的声音稚嫩，眼睛里满是期待，却让屋里的气氛瞬间沉重下来，连空气都仿佛凝固了。
李泽岚蹲下身，摸了摸孩子的头，喉咙发紧。他知道，周志强确实有过在广州买房的计划——清远市纪委的材料里提到，2013年2月，周志强还去广州番禺区看过房，甚至交了1万定金，户型图还夹在他的公文包里，上面用红笔圈出了“儿童房”的位置。只是没等签合同，陈卫国就找他摊牌，把他的贪腐证据摆到了桌上，逼他“扛下所有事”。“小宇真乖，”李泽岚强压下心里的复杂情绪，笑着说，“等新学校建好了，叔叔送你去新学校上学，好不好？新学校里有很大的操场，还有图书馆，里面有很多好看的书，比广州的学校还漂亮。”
“真的吗？”周小宇眼睛一亮，抓着李泽岚的衣角，“爸爸之前也说，要给我建一个有图书馆的学校，还说要在图书馆里放满漫画书。”
李泽岚点点头，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他想起周志强办公室里的一份《乡村学校建设草案》，上面有周志强的批注：“操场要大些，孩子们能跑步；图书馆要朝南，光线好，多放些儿童读物。”只是这份看似充满善意的草案，最后却成了他虚报经费的工具——他在草案里故意提高了建材价格，虚报了20万，其中5万进了自己的口袋，剩下的15万则分给了陈卫国。
离开周家时，夕阳已经西斜，金色的阳光洒在家属院的老槐树上，投下斑驳的影子。陈默忍不住问：“县长，您说周志强最后写遗书的时候，是真的想赎罪，还是怕牵连家人？他遗书里写‘身不由己，一死谢罪’，听着好像挺委屈的，不知道的人还真以为他是被冤枉的。”
李泽岚望着远处正在建设的乡村学校工地，塔吊的轮廓在夕阳下格外清晰，沉默了很久才开口：“他不是委屈，是在给自己找借口。你想，要是他真的‘身不由己’，为什么一开始不拒绝陈卫国？为什么在有机会退赃的时候，还抱着侥幸心理把钱留着？他既想要贪来的荣华富贵，又怕东窗事发毁了自己的名声；既想在孩子面前当‘好父亲’，给孩子规划美好的未来，又舍不得放弃权力带来的好处。直到陈卫国把他的贪腐证据摆出来，用孩子的前途威胁他——‘你要是不扛下来，我就把你贪钱的事捅出去，让你儿子在学校抬不起头，一辈子都被人叫“贪污犯的儿子”’，他才明白自己早就是别人的‘弃子’，可那时候已经晚了，他连回头的机会都没有了。”
他顿了顿，继续说：“清远市纪委的材料里有份周志强的审讯记录——其实在自杀前，周志强已经被纪委约谈过一次，只是他没说实话，还把责任都推给‘下属操作失误，自己不知情’。直到陈卫国跟他摊牌，说‘要么你死，要么我们俩一起完蛋’，他才彻底慌了。他自杀前一天，还给我发过一条匿名短信，说‘饮水工程的账有问题，陈卫国手上有证据，你多小心’，可那时候，纪委已经掌握了大部分线索，他的提醒，不过是贪途末路的挣扎罢了，既想赎罪，又想给自己留最后一点体面。”
车子驶回县政府时，已经是傍晚。李泽岚没回办公室，而是直接去了档案室，把周志强的涉案材料整理好，放进“阳山贪腐案归档”的档案柜里——旁边摆着陈卫国、张磊、李科长等人的卷宗，每一本都厚得像块砖头，沉甸甸的，仿佛装着阳山过去几年的沉重记忆。他看着这些卷宗，突然想起刚到阳山当县长时，老县委副书记跟他说的话：“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