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督师史可法数年如一日的苦心经营下，整座城市早已被打造成铜墙铁壁。
城墙被一再加固加高，垛口密布，炮台林立，新铸的红衣大炮、佛郎机炮黑洞洞的炮口指向城外。
并且，史可法的准备远不止于此。他深知清军火炮犀利，城破可能无法避免，这位文官出身的督师展现了惊人的决绝和远见。
他竟不惜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在原有的城墙之内，利用街巷、房屋，又构筑了一道道内墙、栅栏和街垒，将整个扬州城内部分割成无数个独立的防御区域。
他这是打定了主意，即便外城被破，也要逐街逐巷、逐屋逐瓦地与清军血战到底，誓要让扬州城成为埋葬清军的坟墓。
城头之上，“史”字帅旗迎风傲立，守军将士眼神坚定，同仇敌忾。史可法以身作则，日夜巡防，与士卒同甘共苦，其悲壮决绝之气感染了全城军民，人人都存了死战之心。
与高昂士气形成对比的，是部队战法和装备的滞后。
扬州守军虽众，但多以冷兵器为主，火器装备率低，且多为老旧的火绳枪和劣质火炮，操练亦不甚得法。史可法深知，仅凭血勇，难以持久对抗精锐清军。
就在他为此忧心忡忡之际，约两个月前，一支援助悄然抵达。
十余名风尘仆仆的汉子，持着山东总兵刘体纯的亲笔信和一面特殊的令牌，绕过了了清军的封锁线，来到了扬州城内。
为首者名叫陈五，自称原是登莱军火器营的把总，后投效刘体纯，精于火器操练之法。
他在拜见史可法时，言辞恳切说道：“史督师，刘将军闻扬州孤忠，力抗暴虏，心甚向往。特遣我等前来，略尽绵薄之力。
刘将军言道，江南之地，不习火器久矣，恐为虏贼所乘。我等愿将沧州军操习火铳、布置炮位、制作药包及临阵击敌之浅见，传授于扬州将士，望能助督师一臂之力，共保江山社稷！”
史可法闻听大喜，刘体纯在沧州等地力抗清军之事他可是早有耳闻，钦佩不己。连忙拨给了陈五一营兵马，命其操练。
陈五等人立刻展现了他们的专业性。他们并未急于让士兵练习射击，而是先从最基础的保养开始。
如何保持铳管清洁、如何干燥火药、如何定量装填、如何制作标准化的定量药包以防士兵紧张时多装或少装。
他们改进了扬州火器作坊的工艺流程，虽然无法短时间内仿制燧发枪，但对现有火绳枪的可靠性和射速有了不小提升。
更重要的是战术训练。陈五等人带来了沧州军使用的“三段击”改良战术，强调队列轮替和火力持续性，而非明军常见的乱放一气。
他们还指导炮兵如何更精确地测算距离，如何设置预备炮位，如何集中火力轰击特定目标。
短短一个多月，经他们调教的那一营兵马，精神面貌和火器操作水平焕然一新，在几次小规模出击和守城演练中表现突出。
史可法目睹成效，大喜过望，立刻下令在军中推广，请陈五等人为教习，尽量提升全军火器运用能力。这批沧州来的种子，如同及时雨，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扬州守军的防御韧性。
然而，弘光帝及其小朝廷的仓皇到来，却像一块沉重的巨石，压在了刚刚有所起色的扬州城上。
几千张需要吃饭的嘴，以及随之而来的宫廷冗员、宦官、妃嫔以及混乱的指挥体系，瞬间消耗了大量宝贵的粮食物资，也让史可法的指挥调度变得束手束脚。
这位皇帝除了带来“正统”的名分和无尽的忧虑、麻烦之外，于事无补。
城外，平西王吴三桂和总兵刘泽清的大军营寨相连，旌旗招展，将扬州围得水泄不通。
但奇怪的是，围城虽严，攻势却远不如南京那般猛烈。他们每日只是例行公事般地发炮轰击几下，或是派出小股部队进行无关痛痒的试探，从未组织过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强攻。
这一切，只因吴三桂与刘泽清二人，各怀鬼胎。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功勋”王爷，早已看透世事沉浮。他麾下的关宁军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岂肯在扬州城下轻易消耗？
在他看来，南京才是清廷必取之目标，扬州不过是瓮中之鳖，迟早会因粮尽而降或内部生变，何必在此损兵折将？
他甚至私下里对心腹说：“史可法，忠臣也，然不识时务。强攻扬州，徒损我精锐，为他人作嫁衣耳。”
刘泽清更是军阀习气深重，保存实力是他的第一要务。他之所以投降清廷，无非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和军队，让他为清廷卖死力攻打史可法这块硬骨头，他是万万不肯的。
他的部队往往虚张声势，遇硬即退，劫掠百姓倒是比攻打城墙积极得多。
更重要的是，北方的战报正不断传来。沧州的刘体纯竟然同时和鳌拜、阿巴泰两位清军大将开战，而且似乎还打得有声有色，甚至一度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