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前负责赈灾的赵在武等人同流合污，利用钦差身份为他们掩盖罪责，从中分润利益，或至少默许他们的行为，以求相安无事。可他偏偏反其道而行，雷厉风行，立刻开始核查账目，这本身就是触动对方利益、引火烧身之举。此为一不合常理。”

    他稍稍停顿，继续道：“其二，具体行为之悖论。米桂琦若贪财，为何要拒绝毕颙送上的、价值连城的古画？若他好色，为何要将主动投怀送抱的潘秋烟立即逐出？反而将到手的‘贿物’古画变卖，所得款项并非私吞，而是大张旗鼓地用于设立粥棚，公开赈济灾民。这哪里是贪官的行径？这分明是急于做出实事、收揽民心、甚至不惜得罪地方官场的‘清官’所为。贪官求利，首要在于隐匿，岂会如此招摇？此为二不合常理。”

    “其三，”戚睿涵的目光变得锐利，“证据链之脆弱。赵在武等人指控米桂琦索贿，除了那箱由顾秀品送入京城的银票和顾秀品本人的口供外，拿不出任何米桂琦亲笔书写的索贿信件、字条，或者可靠的、非他们利益共同体的旁证。所有指控，都建立在他们自己人的证词之上。而那个顾秀品，堂上表现惊慌失措，眼神游移，言语结巴，其证词可信度，实在令人存疑。反观米桂琦与鲁元浑，其所言拒女色、变画赈灾之事，皆有具体时间、地点、人物可查证，并非空口无凭。”

    他最后总结道，语气凝重：“其四，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刑讯之下的‘铁板一块’。毕颙等四人，分开关押，动以大刑，皮开肉绽之下，供词竟能毫厘不差，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疑点。除非……他们早在行事之前，就已预料到可能有今日，对好了所有细节，并且深知此事关系身家性命，一旦有人扛不住招供，所有人都将万劫不复，故而只能拼死坚持。这更像是一个组织严密、计划周详的阴谋团体，而非一群被钦差胁迫、不得已行贿的乌合之众。臣的感觉……米桂琦绝非受贿之人，其年轻气盛，行事或有不周，招致地方势力忌恨，但品行应无大瑕。此案，定是兖州官场某些人，为自保而发起的、针对清查的栽赃陷害。而且，其背后恐怕还牵扯到更深的利益网络，甚至……朝中是否有人暗中呼应，亦未可知。绝非兖州一府官员所能独立策划并执行得如此周密。”

    李自成依旧闭着眼，手指无意识地捻动着那串温润的紫檀木念珠，速度时快时慢。戚睿涵的分析，句句在理，逻辑清晰，直指核心矛盾，他也并非完全没有同样的怀疑。但作为一国之君，他不能仅凭个人的感觉、下属的推断，以及那些看似合理却无法立刻证实的疑点来做出最终裁决。兖州官场如此铁板一块，竟敢联手构陷钦差，并且能在严刑之下不改口，其内部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以及可能涉及到的、隐藏在更深处的保护伞或利益共同体，让他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这寒意，远比兖州城外的春寒更加凛冽。此案，已不仅仅是一桩简单的贪墨或受贿案，它更像是一个信号，一个考验，考验着新生的大顺王朝的吏治，考验着他这个皇帝的掌控力。

    “朕知道了。”良久，李自成淡淡地说了一句，声音里听不出任何情绪，便不再言语。

    车驾在官道上平稳地行驶着，木质车轮碾压着路面，发出单调而重复的轱辘声。戚睿涵知道，皇帝需要时间独自思考和权衡。朝堂局势，地方势力，新政推行，边境安宁……无数纷繁复杂的事务牵一发而动全身。他不再多言，只是将目光重新投向窗外那略显荒凉的大地。心中那份对于米桂琦清白的信念，并未因皇帝的暂时沉默而动摇，反而愈发坚定。同时，一股对于兖州这重重迷雾背后真相的强烈探寻欲望，以及一种欲将这庞大帝国肌体上滋生的毒瘤彻底清除的责任感，在他心中悄然滋长，愈发强烈。他明白，这场围绕赈灾与贪腐、清廉与阴谋的较量，显然才刚刚拉开序幕，更大的风暴，或许正在远方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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