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深吸一口气，迎向史可法那审视而沉重的目光，语气变得异常诚恳，甚至带着一种超越个人立场的悲悯：
“史阁部，”他拱手一礼，姿态放得很低，“在下深知，君父之仇，社稷之恨，铭心刻骨，天地共鉴。此仇此恨，非言语所能轻易化解，亦非在下区区一个使者所能置喙。”
他话锋一转，声音提高了几分，带着一种穿透历史迷雾的清晰：“然而，请阁部暂且压制悲痛，细思量：逼死崇祯皇帝，固然是李闯王陛下大军攻入北京所致，但其根源，又何尝不是明朝积弊数十年之总爆发？是天灾人祸，是吏治腐败，是民不聊生，是无数活不下去的饥民之怒汇聚成的滔天洪流。李闯王陛下，彼时代表的是这股求活的洪流；而关外清虏，则完全不同。他们是外族入侵，是文明之敌。其意在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毁我华夏文明之根基。此乃华夷之辨，是种族存续之争，是文明绝续之战！”
他的话语如同钟磬，在堂内回响：“内部之争，纵有血海深仇，终究是兄弟阋墙，肉烂在锅里；而外族入侵，则是亡国灭种之祸，是神州陆沉、衣冠沦丧的万劫不复。孰轻孰重，孰急孰缓，史阁部您熟读史书，通晓古今之变，当比在下这后学晚辈更清楚，更能明辨啊！”
他顿了顿，仔细观察着史可法的反应，见其紧蹙的眉头微微一动，并未立刻出声反驳，知道自己的话起了一些作用，便继续引经据典，试图用对方熟悉的历史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昔日，三国鼎立，蜀汉与东吴有荆州之恨、关羽之殇，更有彝陵之仇，先主刘备兴兵七十万，可谓不共戴天，血海深仇莫过于此。然，诸葛亮秉政之后，为何立刻遣邓芝为使，出使东吴，重修旧好？无非是因北方曹魏势大，虎视眈眈，吴蜀若不能摒弃前嫌，联合自保，必为强魏所各个击破，届时国破家亡，又何谈复仇雪恨？诸葛武侯之高瞻远瞩，正在于此。”
他的目光扫过马士英，最后又回到史可法身上，语气愈发沉痛而激昂：“今日之势，何其相似，甚至更为严峻。大顺与南明，纵然有仇，亦是汉家内部之事，是朱氏与李氏之争。而关外清虏，乃是比当年曹魏更具威胁、更残忍暴虐、文明程度截然不同之死敌。他们不仅要土地，更要毁灭我们的文明印记！若因内部私仇，而放任外敌入侵，坐视其屠戮我同胞，毁我衣冠，致使神州陆沉，华夏文明之火黯淡乃至熄灭，我等今日在堂诸公，岂不都成了民族的罪人，历史的罪人？届时，我等又有何面目去见地下的列祖列宗，去见华夏历代的先贤圣哲？百年之后，史笔如铁，又会如何评判我等今日之抉择？”
这一番话，戚睿涵说得掷地有声，情理交融。他将内部阶级矛盾与外部民族矛盾清晰地剥离开来，并抬出了“华夷之辨”和“文明存续”的大义，这在一定程度上，深深触动了史可法这类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传统士大夫内心最深处的价值观和历史责任感。
就在史可法陷入沉思，面露挣扎之际，一直静立旁观的董小倩也适时开口了。她的声音如同玉磬轻鸣，清脆而坚定，带着少女特有的纯真、热忱与一种不容置疑的道德勇气：
“两位老大人，”她盈盈一礼，姿态优美，目光清澈地望向史可法和马士英，“小女子虽出身微贱，长于闺阁，未尝读得许多圣贤书，但亦知《诗经》有云：‘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如今清虏扣押我天使，辱我朝廷，信中言辞倨傲，视我南朝如无物，其吞并之心已昭然若揭，天下共见！若我汉家儿女在此生死存亡之秋，还不能放下昔日恩怨，团结一致，枪口对外，反而继续自相残杀，甚至意图借虏兵以自重，岂非令亲者痛，而仇者快？联合大顺，共抗清虏，方能凝聚我汉家之力，保住这江南繁华胜景，保住我汉家千年衣冠文物。此乃利国利民、上合天心、下顺民意之壮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望两位老大人明察！”
董小倩这番话，以柔克刚，以其独特的身份和视角，将戚睿涵阐述的大道理，用更朴素、更直击人心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尤其那句“亲者痛，仇者快”，更是说到了点子上。
马士英和史可法再次交换了一个眼神。这一次，眼神中的内容远比之前复杂。长时间的沉默在弥漫，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只有那口大鼎中的滚油，依旧在不合时宜地翻滚、嘶鸣，仿佛一个被遗忘的、固执的提醒，提醒着他们刚才还试图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来维护朝廷的“威严”与“正确”。
马士英脸上的肥肉终于松弛下来，眼神中那精明的算计光芒逐渐被一种权衡利弊后、趋向于现实利益的决断所取代。他清了清嗓子，那声音因之前的紧张和长时间的沉默而显得异常沙哑干涩：
“戚使者……”他开口，刻意放缓了语速，斟酌着用词，“年少有为，胆识过人，临危不惧，所言……虽有些惊世骇俗，前所未闻，但观今日左懋第被扣之多舛，多尔衮来信之猖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