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人，利用合作社的平台，损公肥私，违法犯罪。”郭春海扫视全场，“按照合作社的章程和国家的法律，该怎么处理？”
“开除！送公安局！”台下齐声喊。
“好！”郭春海点头，“我宣布：开除老钱、小孙、赵三人的合作社社员资格，没收全部股份。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格帕欠带人把三个押了下去。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大家都觉得解气，觉得公平。
但郭春海知道，这事还没完。这三个人只是浮出水面的，水下还有更多。
“同志们，这三个人不是偶然。”他继续说，“合作社发展太快，管理制度没跟上，给了一些人可乘之机。从今天起，合作社要开展全面的内部清理。成立监察委员会，由乌娜吉任主任，金成哲、托罗布任副主任。对所有部门、所有人员进行审查。有问题，主动交代，可以从轻处理；隐瞒不报，查出来严惩不贷！”
这个决定很大胆。自我审查，自我清理，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决心。
“另外，合作社要完善管理制度。”郭春海说，“财务要透明，每月公布账目；采购要招标，比价择优；人事要公开，择优录用。还要建立举报制度，谁发现有问题，可以匿名举报，查实有奖。”
这些措施，都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方法。但在八十年代末的东北农村，还很新鲜。
台下议论纷纷。有人支持，觉得早就该这么干了；有人担心，怕查到自己头上；还有人觉得没必要，都是乡里乡亲的，抹不开面子。
郭春海知道会有阻力，但他决心已定。合作社要健康发展，必须清除毒瘤，完善制度。
“我知道，有些同志会觉得我太严了，太不近人情了。”他说，“但我要问大家，合作社是什么？是咱们的家，是咱们共同的事业。如果有人在这个家里偷东西，搞破坏，咱们能不管吗？如果有人把咱们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装进自己腰包，咱们能答应吗？”
“不能！”台下齐声回答。
“对，不能！”郭春海声音更大，“合作社能有今天，是靠大家一分一毛挣来的，不是靠偷奸耍滑来的。咱们要守住这个家，要让它干干净净，清清白白！”
掌声再次响起。这一次，更加坚定，更加有力。
接下来是分红环节。财务经理念名字，念到谁，谁就上台领钱。一沓沓崭新的人民币，用红纸包着，沉甸甸的。
领到钱的人，脸上笑开了花。四千多块，够盖三间大瓦房，够娶个媳妇，够孩子上完小学。
但也有几个人，领钱的时候神色不安。郭春海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分红发完，已经是中午了。合作社准备了饭菜，大家围坐在一起吃饭。猪肉炖粉条，酸菜白肉，小鸡炖蘑菇，都是硬菜。还有合作社自己酿的白酒，管够。
但气氛有些微妙。有些人兴高采烈，推杯换盏；有些人闷头吃饭，不敢多说话。
郭春海端着酒杯，挨桌敬酒。每到一桌，都说同样的话：“合作社是大家的，要靠大家共同维护。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
敬到运输队那桌时，一个年轻司机站起来，脸红红的，像是鼓足了勇气：“队长，我……我有事要交代。”
“说。”
“我……我跟着小孙干过私活，赚了三百块钱。钱我都带来了，交给合作社。”年轻人从兜里掏出三张百元大钞，放在桌上。
桌上的人都看着他，眼神复杂。
郭春海拍拍他的肩：“好，主动交代，是好样的。这钱合作社收下，算你戴罪立功。以后好好干，别再做糊涂事。”
“谢谢队长！”年轻人眼泪都下来了。
有了这个开头，陆续又有几个人站出来，交代了自己的问题。有的虚报差旅费，有的偷拿合作社的东西，有的在外面接私活。金额都不大，几十块，几百块。
郭春海一一处理：主动交代的，退赃，批评教育，保留社员资格；隐瞒不报的，查出来再处理。
一顿饭吃完，清理出十几个有问题的人。虽然都不是大问题，但说明合作社的管理确实有漏洞。
下午，郭春海召集管理层开会。乌娜吉、金成哲、托罗布、二愣子、还有各部门的负责人，都来了。
“今天只是个开始。”郭春海开门见山，“合作社要健康发展，必须把内部清理彻底。我宣布几条措施：第一，所有部门重新审计，账目一笔一笔对；第二，所有岗位重新竞聘，能者上，庸者下；第三，建立绩效考核制度，干得好奖励，干不好处罚。”
“队长，这样会不会太严了？”有人担心，“都是老员工，抹不开面子。”
“面子重要，还是合作社重要？”郭春海反问，“如果因为抹不开面子，让蛀虫继续蛀下去，合作社迟早要垮。那时候，大家都没饭吃，还有什么面子？”
没人说话了。大家都知道，郭春海说得对。
“另外，我还要说一件事。”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