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合作社在沈阳设立了办事处。九月，在长春设立了办事处。十月，在石家庄设立了办事处。每个办事处都配了五个人：一个经理，两个业务员，两个司机。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开拓市场，建立关系，协调运输。
同时，合作社的运输队也扩大了。从原来的十五辆车，增加到三十辆。司机从三十人增加到六十人。还成立了培训中心，专门培训司机和押运员。
运输队的装备也升级了。每辆车都装了车载电台，前后车可以随时联系。还买了五辆冷藏车，专门运输生鲜货物。这是郭春海的新想法——把兴安岭的野生蘑菇、山野菜、冷水鱼运到南方，价格能翻好几倍。
到年底，合作社的运输网络已经初具规模：北起满洲里，南到广州，东起大连，西到乌鲁木齐，覆盖了大半个中国。每月运输货物超过一千吨，收入超过百万。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树大招风。合作社运输业务的迅猛扩张，引来了更多的嫉妒和竞争。
一些老牌的运输公司开始联合起来，抵制合作社。他们在各地设卡，专门拦合作社的车；他们压低运价，跟合作社打价格战；他们散布谣言，说合作社的货以次充好，说合作社偷税漏税。
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河北。
合作社的十辆车从石家庄运货去天津，在保定附近被一百多辆车围住了。那些车都是当地运输公司的，司机们拿着铁棍、木棒，把合作社的车围得水泄不通。
“滚出河北！”领头的喊，“河北的活，河北人干！你们黑龙江人滚回去！”
合作社的司机们很紧张，但没慌。他们按照培训时学到的，把车围成一个圈，车头朝外，形成防御阵型。押运员们拿出武器——不是枪，是电棍和防暴盾牌。这是郭春海规定的，在国内运输，尽量不动枪。
双方对峙。对方人多，但合作社这边装备好，训练有素。
对峙了半个小时，对方开始扔石头。几块石头砸在车玻璃上，玻璃碎了。
“队长，怎么办？”带队的经理用对讲机请示。
郭春海在哈尔滨接到报告，立刻做出指示：“别动手，报警。把过程录下来，作为证据。”
经理报警。警察来了，但来得慢，而且明显偏袒本地人。
“你们外地的车，来我们这抢活，能不引起矛盾吗？”警察说，“这样吧，你们先撤，货留下，我们调查清楚再说。”
这明显是想扣货。经理不干：“警察同志，我们是合法经营，手续齐全。他们聚众闹事，打砸车辆，您应该抓他们。”
“抓谁？抓一百多人？”警察不耐烦，“赶紧走，不然把你们都抓起来！”
眼看要吃亏，经理急中生智，打了个电话。不是打给郭春海，是打给省建工集团——车上的货是省建工集团的。
十分钟后，省建工集团的领导把电话打到了河北省公安厅。又过了十分钟，保定市公安局局长亲自带人赶到现场。
形势立刻逆转。闹事的人全被抓了，带头的几个被拘留。合作社的车平安离开。
事后调查，这次事件是河北几家运输公司联合策划的，目的就是把合作社赶出河北市场。
郭春海知道，光靠关系摆平一次不够，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他去了北京，找了交通部的一个朋友。朋友听了情况，给他出了个主意：“你们可以申请成立全国性的物流公司。有了‘国’字头的招牌，地方保护就不好使了。”
“能批下来吗？”
“现在国家鼓励物流业发展，有政策支持。你们合作社有规模，有实力，有机会。”
郭春海立即组织材料，申请成立“兴安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材料很厚，包括合作社的资产证明、业务规模、发展规划等等。
审批过程很漫长，要经过县、市、省、部四级。每级都要打点，都要等待。
这期间，合作社的运输业务受到了很大影响。各地的地方保护势力知道合作社在申请“国”字头，更加疯狂地打压，想趁审批没下来之前把合作社挤垮。
最困难的时期，合作社运输队每月亏损十几万。有些股东动摇了，建议收缩战线，保住现有市场就行。
但郭春海很坚定：“不能退，一退就前功尽弃。现在是最难的时候，熬过去，就是海阔天空。”
他拿出合作社的全部积蓄，又向银行贷了五十万，硬撑。同时加快审批进程，到处找关系，催进度。
三个月后，批文终于下来了。“兴安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五百万，经营范围覆盖全国。
有了这块金字招牌，形势立刻好转。地方保护势力不敢明目张胆地打压了，合作的企业更多了，业务量迅速回升。
到年底，兴安物流已经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民营物流企业，在全国也有了一定知名度。每月运输货物超过两千吨，收入超过两百万。
更重要的是，合作社通过运输业务，把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