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往。他们未必完全理解“天理”或“神圣秩序”的哲学内涵，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基本诉求是共通的。

    对于知识阶层，这首歌则引发了更深层的思考。一些接触过宋儒典籍的本地学者，开始尝试用“理欲之辨”、“天命之性”来解释这首歌中描绘的“两个世界”，认为现实的“漠然法则”对应着“气”的流行与复杂的人欲，而精神的“神圣秩序”则对应着纯粹的“天理”。他们惊讶地发现，东方的理学似乎为理解他们自身的宗教传统和现实困境，提供了另一种解释框架。

    对于宗教上层，这首歌则带来了压力与警惕。歌词中对单纯依靠血缘、出身获得救赎的否定，对个体“劳作”（可理解为信仰实践与道德修行）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某些固有的教权结构。黑衣大食的伊玛目和当地的基督教主教们，都不得不更加重视起这股来自东方的思想潜流，有的试图驳斥，有的则开始隐秘地研究，以期找到对话或融合的可能。

    这首在迦南风中传唱的歌谣，仿佛一颗思想的种子，它源于东西方文化的共同滋养，又反过来作用于这片古老的土地。它标志着大宋的理学文化，已不再是遥远东方的奇谈，而是开始真正参与到塑造地中海东岸人们精神世界的进程之中。“东学西渐”的细雨，正无声地浸润着迦南，催生着未来难以预料的思想之花。而这一切，都通过往来于耶路撒冷与汴京之间的商旅、学者，被源源不断地反馈回大宋的决策层，为他们调整海外文化策略，提供了来自第一线的、鲜活而深刻的参照。

    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