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妃从小在广州接触到不少新思想，对西方的制度和技术也有一定的了解。她经常在光绪耳边吹风，说“皇上应该多学学西方，搞改革，才能让国家强大起来”。光绪本来就有改革的想法，听珍妃这么一说，更是备受鼓舞。
两人经常在景仁宫彻夜长谈，从国家大事聊到改革方案，珍妃还会帮光绪出主意，甚至有时候会代替光绪批阅一些不重要的奏折。这在封建王朝可是大忌——后宫不得干政，更何况是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妃嫔。
隆裕皇后得知后，更是天天在慈禧面前哭哭啼啼，说珍妃“干预朝政，霍乱朝纲”。慈禧本来就对珍妃心存不满，这下更是找到了收拾她的理由。
可真正让珍妃栽跟头的，是她的一个“副业”——卖官鬻爵。
说起来，珍妃卖官，也有几分无奈。清朝的妃嫔虽然地位尊贵，但俸禄并不高。皇后每年的俸禄是一千两白银，妃位只有三百两。珍妃从小娇生惯养，花钱大手大脚，不仅要自己买新衣服、新玩意儿，还要赏赐身边的太监宫女，三百两银子根本不够花。
光绪虽然宠她，但他自己的俸禄也被慈禧管得严严实实，根本没多少钱补贴珍妃。于是，珍妃就动了歪心思——利用光绪对自己的宠爱，帮别人跑官要官，从中收取好处费。
刚开始，珍妃还比较谨慎，只敢帮一些小官运作，收点小钱。可后来，她的胆子越来越大，竟然敢插手一些重要官职的任命。
有一次，一个叫耿九畴的人，想花钱买个“上海道台”的职位。上海道台是个肥差，负责管理上海的海关和通商事务，油水非常足。耿九畴通过珍妃身边的太监，找到了珍妃，许诺只要能帮他办成事，就给她十万两白银。
珍妃一听，十万两白银！这可是一笔巨款，足够她花好几年了。她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
她在光绪面前吹枕边风，说“耿九畴是个有本事的人，让他当上海道台，一定能把上海治理好”。光绪对珍妃言听计从，当场就下旨，任命耿九畴为上海道台。
可没想到，这件事很快就被慈禧知道了。慈禧本来就想找机会收拾珍妃，这下更是抓住了把柄。她当即下令，把珍妃和瑾妃都召到颐和园，亲自审问。
慈禧坐在大殿上，脸色铁青：“珍妃，你可知罪？竟敢勾结外人，卖官鬻爵，干预朝政！”
珍妃虽然害怕，但还是硬着头皮辩解：“回太后，臣妾没有卖官，只是替皇上举荐人才！”
“举荐人才？”慈禧冷笑一声，拿出一封书信，“这是从你宫里搜出来的，上面写着你收了耿九畴十万两白银，证据确凿，你还敢狡辩？”
珍妃一看，顿时没了底气。这封书信，是她写给耿九畴的，上面详细写了运作的过程和收款的金额。原来，耿九畴的竞争对手早就把这件事告到了慈禧那里，还把这封书信作为证据交了上去。
慈禧当场下令，对珍妃处以“褫衣廷杖”——就是扒掉衣服，当众打板子。这在清朝的后宫史上，是非常罕见的惩罚。不仅是对身体的折磨，更是对尊严的极大侮辱。
十五岁的珍妃，被太监们按在地上，打得皮开肉绽。她又疼又羞，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可她硬是咬着牙，没求饶。
瑾妃因为“管教不严”，也受到了牵连，被降为贵人。珍妃更惨，不仅被降为贵人，还被禁足在景仁宫的偏殿里，身边的太监宫女也都被换掉，换成了慈禧的人，时时刻刻监视着她。
这场“卖官风波”，让珍妃元气大伤。她不仅失去了地位和自由，还彻底得罪了慈禧，成了慈禧的“眼中钉、肉中刺”。可珍妃并没有因此收敛，反而更加坚定了支持光绪改革的决心——她知道，只有光绪真正掌握了实权，她才能摆脱慈禧的控制，重新获得自由。
被禁足了一年多后，珍妃在光绪的求情下，终于恢复了妃位。可经此一事，珍妃变得成熟了许多，也低调了许多。她不再像以前那样贪玩胡闹，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支持光绪改革上。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推动下，光绪皇帝终于下定决心，推行变法，史称“戊戌变法”。
变法一开始，光绪就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坚决反对变法，认为变法会“动摇国本”。朝堂上，维新派和守旧派斗得不可开交，光绪的处境非常艰难。
而珍妃，成了光绪最坚强的后盾。她虽然不能直接参与朝政，但她每天都会在光绪回宫后，帮他分析局势，安慰他的情绪，还会把自己听到的各种消息告诉光绪，帮他出谋划策。
有一次，光绪因为变法遇到阻力而心烦意乱，回到景仁宫后，一言不发地坐在椅子上。珍妃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端来一杯热茶，轻声说：“皇上，变法哪有一帆风顺的？当年商鞅变法，还被车裂了呢！只要皇上坚持下去，一定能成功的。臣妾会一直陪着皇上，不管遇到什么困难，臣妾都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