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及荆南制置使王燮率兵镇压,结果还是被杨幺打得丢盔弃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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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十月,王燮卷土重来,率领水军到岳州,打算从水路下游进兵,还派统制官右世达率2000兵去鼎州,和程昌寓在上游会合,想两面夹击义军。杨幺可不是吃素的,他将计就计,先把上游诸寨的民众、牲畜转移到酉港隐蔽起来,然后用部分水军牵制上游宋军,自己则带着数千人潜乘车船数只,偃旗息鼓,放流东下。王燮一看湖中飘流着几只车船,以为义军溃败了,高兴得不得了,赶忙让崔增、吴全率领舟船数百,争相入湖。等宋军到了阳武口,水面宽阔,义军突然擂鼓呐喊,踏车回旋,车船横冲直撞,把宋军的舟船全部撞沉,崔增、吴全及属下万余人被尽数歼灭。这一战,杨幺巧施疑兵之计,利用车船的水上优势,大获全胜,成为义军击败官军的一次经典水上战役,在洞庭湖区威名远扬。
公元1134年正月至八月,在社木寨之战中,杨幺的义军再次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当时,南宋荆南、潭鼎澧岳制置使王燮围剿义军失败后,留统制官王渥、赵兴等四军,转隶程昌寓节制,移驻上让江口。义军乘胜出击,集结8只车船,满载精锐铁甲士卒出酉港进击上游宋军,双方在金风口交战,宋军溃逃。程昌寓害怕义军攻打鼎州,就在德山沅水对岸、社木寨、船场寨各派兵500人戍守。
七月,江水暴涨,社木寨地势低平,水被灌进寨中,还冲断了新陂桥,守寨宋军没船转移,被困在里面。杨钦率领车船水军趁机直入寨中猛攻,守将许筌被杀,守寨官兵五六百人疲惫无援,被全部歼灭。这一战让南宋朝廷颜面尽失,王燮也因为出战无功,屡战屡败,连贬三官。而杨幺的义军则士气大振,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东越岳阳,西至鼎澧,北抵公安,南至长沙界内,席卷洞庭湖区7州19县,拥众达到20万,成了南宋朝廷的心腹大患。
随着义军势力的不断壮大,南宋朝廷坐不住了,决定下血本剿灭杨幺。1135年2月,宋高宗任命右仆射张浚为监军,把岳飞从抗金前线调回来,担任荆湖南北襄阳府路置使,发起对义军的第七次“围剿”。
岳飞那可不是一般人,他深知强攻不是办法,就采用了招安和军事威胁双管齐下的策略。他先是派降人杨华为间谍,潜入义军内部,暗中结交杨幺的部下,诱降义军。同时,他在湖区各要道屯驻重兵,缩小包围圈,加紧经济封锁,还在夏季进兵,践踏义军的庄稼,让起义地区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一招确实厉害,义军内部开始出现动摇。
在岳飞的引诱下,黄佐、杨钦等义军将领先后叛变投敌。杨钦还献上毒计,建议岳飞掘闸放水,伐木塞港,再把杂草漂浮在水面上。这样一来,义军的车船就失去了往日的威力,无法在水中自由行驶。
公元1135年6月11日,宝台山总寨被攻破,杨幺拒不降宋,他跳进水里企图突围。可惜,他还是被牛皋抓获。面对敌人,杨幺宁死不屈,最终英勇就义。曾经威风凛凛的“大圣天王”,就这样落下了人生的帷幕,他所领导的起义也随之失败。
杨幺领导的这次起义,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口号,反映了当时广大百姓对公平正义和美好生活的向往,激励着无数受压迫的百姓奋起反抗。在起义过程中,他采用“陆耕水战”“兵农相兼”的政策,豁免义区钱粮赋税,发展生产,让境内百姓过上了一段相对安稳富足的日子,使得洞庭湖区出现了“田蚕兴旺,生理丰富”的景象,深受百姓拥戴。他和义军在水战中展现出的智慧和勇气,以及对车船等先进武器的运用,也在中国军事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然而,杨幺的起义也并非完美无缺。随着权力的增长,他和一些领导层渐渐背离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初衷。他们开始追求奢华的生活,衣食住行无不穷奢极欲,连睡觉的床都要金玉镶嵌,可部下士卒和治下百姓却依旧困苦潦倒。这种反差,让不少人感到失望,也为起义的失败埋下了隐患。而且,在战争过程中,义军的一些行为也给洞庭湖地区带来了一定的破坏。他们焚烧宅院庙宇,滥杀官吏书生僧道,把滥杀无辜称为“行法”,将反抗朝廷压迫和野蛮烧杀混为一谈,使得民不聊生。直到岳飞平定杨幺军后,当地才渐渐恢复元气。
杨幺的一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也是充满争议的一生。他是那个乱世中的英雄,为了百姓的利益挺身而出,与腐朽的朝廷抗争;他也是权力和欲望的牺牲品,在成功和失败之间徘徊。
参考《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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