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公沉默良久。他展开羊皮地图，手指划过燕国南部那道弯曲的边界线。中山国虽小，却民风彪悍，且与齐国暗通款曲。若大举征伐，齐国必不会坐视。
“准南宫觉领兵一千，”最后他开口，“驱敌即可，勿深入其境。中山之患，不在中山，而在其背后的齐国。”
南宫觉愕然，还想争辩，被老臣公孙直以眼神制止。退朝后，公孙直私下对共公说：“大王深谋远虑。然军中恐有不服。”
“那就让他们不服。”共公的声音疲惫，“公孙先生，你可算过国库还有多少粮食？多少兵甲？一千士卒出征，已是极限。燕国现在打不起任何一场仗，哪怕是对中山这样的小国。”
他转身望向窗外。易城的春天来得迟，宫墙下的积雪才开始消融，露出下面枯黄的草。这景象，恰如燕国——表面尚存，内里早已虚空。
那五年，共公日夜操劳。他改革税制，将什一税减为什二税，即十取其二，虽仍沉重，但比之前十取其三已是大减。贵族反对声浪高涨，他亲自拜访几位大宗族长，在宗庙前长跪：“非孤不敬先祖，实乃民不聊生。若百姓皆亡，要宗庙何用？”
他鼓励农耕，从鲁国请来老农，教燕人垄作法；从郑国引进新耒，提高耕作效率。他减少宫廷用度，罢停所有不必要的祭祀，将省下的钱粮一半充入国库，一半赈济灾民。
一次巡视乡野，他看到田间有老农以人拉犁，因牛马已被征作军用。共公下辇，亲自为老农扶犁，行三十步。随行官员大惊，老农伏地痛哭。消息传开，燕国上下震动——这是自召公以来，第一位亲自下田的燕侯。
然而，颓势如溃堤之水，非一人之力可挽。公元前524年深秋，共公病倒。太医诊断为“忧劳成疾，心血耗尽”。病榻上，他召来太子，指着墙上的地图说：
“你看，这是燕国。西有晋，东有齐，南有中山。燕就像站在三把刀剑之间，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我死之后，你须记住：不图霸，不称雄，只求存。燕国太小，小到没有犯错的资格。”
十一月丙寅，燕共公薨，谥“共”——取其“敬事供上，安民长悌”之意。太子即位，是为燕平公。
如果说共公是在寒冬中点燃火种的人，平公便是那个小心护着火种、不让它熄灭的人。他在位十八年，性格温和，不喜征战。这十八年，是燕国难得的喘息之机。
平公大力发展贸易。他在易城设立“五市”，吸引中原商贾。来自齐国的盐、越国的铁、楚国的漆、秦国的玉石，都在这里交易。他降低关税，提供驿站，甚至允许商贾子弟入官学。一时间，易城“商旅络绎，车马塞途”。
他也引进中原农耕技术。从周王室旧地请来老农，传授“代田法”；从郑国购来铁制农具，虽数量不多，但已开先河。燕国原本“地寒，谷一岁一熟”，在平公年间，部分地区已能“岁再获”。
然而，和平总是脆弱。平公晚年，齐国内乱已平，强国之势复振。晋国推行改革，国富兵强。两国对燕国的压力与日俱增。
公元前505年，平公病逝。临终前，他对太子说：“我这一生，未开一寸土，未增一兵卒。但燕人十数年不识兵戈，孩童得以长大，老者得以善终。这便是我能为燕国做的事了。”
平公的葬礼上，齐国使者送来厚礼，却在暗地里对随从说：“燕侯庸碌，无雄主之相，燕国不足虑也。”这话传到燕前简公耳中，他握紧父亲冰凉的手，在心中立誓：终有一日，要让天下正视燕国。
燕前简公在位十二年。这十二年，是燕国从“喘息”到“挣扎”的转折。
简公不像父亲那样温和。他加固城防，在易水沿岸增筑烽燧；他训练士卒，组建“技击之士”三千，皆能开强弓，善骑射；他改革军制，将原本按氏族编制的军队改为按地域编制，加强中央控制。
但这些努力，在大国压力下显得杯水车薪。齐国以“燕不朝贡”为由，陈兵边境。简公亲赴边境，与齐将对峙于易水。
那是燕国历史上值得铭记的一幕。两军隔河相望，燕军不足两万，衣甲不整；齐军五万，旌旗蔽日。简公乘战车至阵前，扬声对岸：“齐侯欲得燕地乎？燕国虽小，有死士万人。齐军若渡河，易水便是齐人坟冢！”
或许是震慑于燕军的决死之志，或许是顾忌身后的楚国，齐国最终未渡河。但简公知道，这只是暂时的退让。回国后，他一夜白头。
“燕国如风中残烛，”他对太子说，“今日齐退，明日晋来；明日晋退，后日中山来。如此循环，终有熄灭之日。我儿，你要记住：小国之道，不在力敌，而在智存。”
公元前493年，燕前简公卒。其子献公即位。
献公在位期间，做了一个屈辱但必要的决定：再次向齐国进贡。每年春、秋两季，燕国使者带着玉璧、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