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由马福臣和吴秉文这两位西方人背书的客观性,让任何一个读过它的人都无法等闲视之。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英国。
在伦敦,英国外交部收到了报告的副本。那些关于虐待、奴役和高死亡率的描述,深深地刺痛了这个刚刚在全世界范围内废除了奴隶贸易的“日不落帝国”的道德神经。很快,在英国下议院,有议员就此事向外交次官发起了质询,要求政府表明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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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这份报告同样引起了震动。彼时,美国刚刚结束了血腥的内战,关于种族和劳工权利的讨论正处于历史的最高点。一些有影响力的报纸,如《纽约先驱报》,开始刊登报告的部分节选。那些关于“与黑奴无异”、“比奴隶制更残酷”的描述,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与愤慨。
废奴主义者、人权活动家们,纷纷发表演讲,撰写文章,谴责西班牙在古巴的暴行。
国际舆论的压力,如同一张无形的大网,开始向马德里收紧。
西班牙政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外交困境。他们可以无视一个积弱的清政府的抗议,却无法忽视来自英、美等世界强国的道德压力和外交诘问。
更重要的是,古巴的独立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西班牙急需国际社会的支持,或者至少是中立。
这份报告的出现,无疑让他们在道义上输得一败涂地。
最终,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下,西班牙政府被迫做出了让步。他们同意与清政府就华工问题重新展开谈判。
1877年,经过漫长而艰难的交涉,《古巴华工条款》最终签订。
条约规定,西班牙将保证华工的人身自由与合法权益,严禁虐待和非法拘禁,并承诺将协助所有契约期满的华工返回中国。
至此,那场持续了三十年,将数十万华人投入人间地狱的“猪仔贸易”,终于在法律的层面上,画上了一个句号。
消息传回旧金山,唐人街一片欢腾。
陈兰彬站在华盛顿的街头,看着报纸上关于条约签订的新闻,心中却百感交集。
他赢了。
他用一支笔,为数十万同胞讨回了公道。这无疑是他外交生涯中,最光辉的一笔。
然而,他却丝毫感受不到胜利的喜悦。
他想起那些在调查中死去的华工,想起那些永远无法再回到故土的冤魂。这份迟来的正义,对他们而言,又有什么意义呢?
他也想起了陈九。
那个年轻人用刀枪在古巴的丛林里为同胞杀出一条血路,而他,则在文明世界的牌桌上,用墨水和纸张,打赢了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他们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却在某个遥远的时空节点上,为了同一个目标而交汇。
谁对?谁错?
陈兰彬不知道。
他只知道,在这片广阔而陌生的新大陆上,他们这些来自古老帝国的人,为了活下去,为了活得像个人,都付出了太多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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