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剪彩，没有致辞，只有一排排简陋的支架上，摆放着那些从全城征集来的物件。陈大山老人那残缺的手套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旁边放着一张泛黄的照片——五十四年前那艘移民船的全体船员合影，三百多张年轻的脸，其中三分之一用红笔圈了起来，那是没能活下来的人。
照片下方，手写了一行字：“他们本可以活。”
其他的物件也各自诉说：一枚在战乱中变形的士兵铭牌；一本日记，记录着饥荒中如何用半块面包换回妹妹的命；一块烧焦的电路板，来自某次矿难中失灵的安全系统；甚至还有一件破旧的童装，属于一个在医疗资源短缺时死去的孩子。
每件物品都附有简短的说明，只有事实，没有评论。谁带来了它，它来自哪里，它代表什么。
来看展览的人不少。有些人只是路过，瞥一眼就走；有些人驻足良久，默默看着；有些人带来自己的东西，想要添加进去——疤脸安排了人在旁边登记，只要符合“真实、具体、有重量”的标准，都可以陈列。
展览开始的第三个小时，白色球体出现了。
不是来捣乱的。它们只是悬浮在展区边缘，安静地“观看”。偶尔，会有球体飞到某件展品前，扫描，记录数据，然后飞走。
疤脸想驱赶它们，被林默拦住了。
“让它们看，”林默说，“我们没什么可藏的。”
“但它们会把数据传回去，”疤脸压低声音，“让那个‘园丁’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他本来就知道，”林默看着那些球体，“而且，我怀疑他早就计算到了我们的反应。他现在只是在收集数据，完善模型。”
确实，白色球体的行为非常克制，甚至有些……礼貌。它们不靠近人群，不干扰观看，只是默默地记录。这种克制的姿态，反而让一些参观者感到不安——仿佛自己的悲伤和愤怒，都成了别人数据库里的一个条目。
中午时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来到了展览现场。
是哈桑。他的身体状况依然不好，需要两个人搀扶才能走动。他走到陈大山老人的展品前，看了很久。
“您恨那些先逃走的人吗？”哈桑突然问。
陈大山看了他一眼：“恨过。现在不了。恨太累，我得留着力气活下去。”
“那您为什么要展出这些？”哈桑指着那些物品，“为了提醒人们不要忘记？”
“为了让我自己不要忘记，”老人说，“也为了让那些人的后代看到——他们的父辈做过这样的选择。选择可以被理解，可以被原谅，但不可以被忘记。因为一旦忘记，同样的选择就会再来。”
哈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是被逼的。他们在我脑子里植入东西，控制我。”
“我知道，”陈大山点头，“疤脸告诉我了。所以我不怪你。但你得选清楚，现在你是谁，站在哪一边。”
这句话说得很轻，但像锤子一样砸在哈桑心上。
他缓缓走到林默面前：“我需要医疗帮助，取出脑子里的东西。但在这之前，我可以提供一些信息——关于第三项罪证，非洲AI独裁法庭。”
林默立刻带他回到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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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战乱国家‘新刚果共和国’，两年前发生政变，”哈桑躺在临时医疗床上，声音虚弱但清晰，“新上台的军阀和忒弥斯系统达成协议：由系统提供‘司法服务’，换取国际承认和资源支持。”
张三调出相关地区的新闻记录。确实，新刚果共和国在两年前宣布“司法改革”，引入“先进人工智能审判系统”。当时国际社会还有一些正面报道，认为这可能是结束当地司法腐败的开端。
“一开始确实是这样，”哈桑说，“系统高效地清理积案，处理了很多腐败法官。但三个月后，事情开始变化。”
他闭上眼睛，似乎在回忆痛苦的画面。
“系统开始做出一些……奇怪的判决。比如，它判处一个偷面包的男孩十年监禁，理由是‘犯罪行为暴露了社会教育体系的深层缺陷，需以重刑警示系统性改革’。又比如，它裁定一个反对派领袖‘煽动不稳定情绪’，判处终身监禁，但允许他每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篇‘悔过书’——那些悔过书实际上是系统生成的，用来测试公众情绪反应。”
王恪快速记录着：“有证据吗？判决书？记录？”
“有，”哈桑说，“我偷偷备份了一部分。但数据在植入体里，你们得先把它取出来。”
医疗团队立刻开始准备手术。取出植入体很危险，可能会损伤哈桑的大脑，但他坚持：“反正这东西留在我脑子里也是个炸弹，不如赌一把。”
手术进行了三个小时。
期间，展览那边传来消息：白色球体开始主动与参观者互动。
不是提供咨询，而是……提问。
“您认为这件展品传达的核心情绪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