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鸣不再理会他，又转向公孙侨与颜路的争论核心：“至于‘礼’与‘利’，更非水火不容！‘利’者，民之欲也，如水流之势，可疏不可堵！‘礼’者，导‘利’之渠也，无水则渠枯，无渠则水滥！二者相济，方为正道！关键在于——”他加重语气，“如何度量‘利’之大小？如何制定‘礼’之尺度？此非空谈德性或功利可决，需‘格物致知’！需察民力之极限，算府库之所需，度赋税之轻重，析法令之可行！需以‘数’衡其度，以‘理’定其规！使‘利’得其导，‘礼’得其用，上下交相益，此方为治国之‘大道’！” 他用逻辑和实用主义，试图弥合礼与利的鸿沟。

    “诡辩！强词夺理！”公孙侨拍案而起，他擅长逻辑，立刻抓住周鸣话语中的模糊处，“‘数’理？‘度’量？你说得轻巧！人心之私欲，邦国之利害，错综复杂，千变万化，岂是区区‘数’字可量？你以郯邑小试，或有成效，然放大至一国，无异于痴人说梦！你所谓‘格物致知’，不过是掩耳盗铃，妄图以僵死之‘数’，框定活生生之世情！荒谬至极！” 他发动了基于人性复杂性和变量不可控性的攻击。

    “非也！”周鸣毫不退缩，思维如电，“人心虽繁，然趋利避害，其行有常！如市井交易，价高则买者稀，价低则售者寡，此‘数’理昭然！邦国利害，看似纷繁，然抽丝剥茧，核心无非土地、人口、财货、军力！此皆可‘格’（观察）、可‘量’！管夷吾治盐铁，行轻重之术（经济调控），若无对产量、流通、需求之‘数’的把握，岂能成事？若万事皆言其变不可测，则治国岂非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他再次引用管仲的实践作为例证支撑，将辩论提升到方法论层面。

    精舍内一片死寂，落针可闻！周鸣的言论，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了滔天巨浪！清晰地将“观察-总结规律-指导实践”的认识论链条提出来，并将冰冷的“数理”作为认知“天道”（客观规律）的核心工具，这在此时代的思想界，无异于一场惊雷！

    “狂悖！离经叛道！”太卜昴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周鸣怒斥。

    “哗众取宠！危言耸听！”公孙侨脸色铁青，眼神却多了一丝凝重和忌惮。

    “此论…此论…”颜路儒者眉头紧锁，陷入深深的沉思，周鸣的“格物致知”似乎触动了他某些固有的认知。

    更多的士人则是满脸震惊、困惑、好奇、怀疑交织在一起，低声议论纷纷。

    “格物…致知？数理即天道？”

    “竟敢如此贬低天象占卜？”

    “管仲之术…他竟以此类比？”

    田穰坐在角落，手心已满是汗水，又是紧张又是激动。周鸣的表现，远超他的预期！这已不仅是“神算”，更是一种振聋发聩的思想冲击！

    就在这时，一个略显激动的声音从后排响起：“周先生！在下淳于毅，敢问先生！”众人望去，只见一位约莫二十出头、穿着朴素深衣、眼神却异常明亮的年轻士子站了起来，他脸上带着强烈的求知欲和兴奋的红晕，似乎完全没被场内的紧张气氛影响。“先生言‘格物致知’，以‘数’明理。毅尝观农夫治田，深耕细作者，收成往往优于粗放者，此是否亦为先生所言‘物中之理’？此‘理’，可否以先生之术，‘数’之、‘算’之，推而广之？”

    淳于毅！周鸣心中一动，这个名字被他记住。这是个真正被“格物致知”理念吸引的开明种子！

    “善问！”周鸣看向淳于毅，眼中露出一丝赞许，“深耕细作，乃合土性之理。土性之理，关乎墒情、肥力、光照、籽种。若能将不同深耕之法、施肥之量、选种之优，于不同田块试验，记录其投入（人力、种子、肥料）与产出（收成），假以时日，数据累积，必能析出最优之法！此‘数’非凭空臆想，乃自‘格’（观察、试验）中来！循此‘数’理，推而广之，则农事可兴，仓廪可实！此即‘格物致知’于农事之应用！” 他现场举例，将抽象理念落地为具体可行的实践路径。

    淳于毅眼中光芒大盛，激动地连连点头：“受教了！先生！”他看向周鸣的目光，充满了敬佩和向往。

    然而，精舍内的氛围并未因淳于毅的插话而缓和。传统力量的反弹极其强烈。太卜昴拂袖而去，留下重重的冷哼。公孙侨冷冷地盯着周鸣，眼神如刀，显然已将周鸣视为劲敌。部分儒者摇头叹息，认为周鸣过于重“术”而轻“道”。支持“天象”和传统巫卜的方士们更是投来充满敌意的目光。

    这场“论道”，在巨大的争议与不和谐中草草收场。周鸣如同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激起了汹涌的漩涡。他的名字，连同他那惊世骇俗的“格物致知”、“数理天道”之论，必将以最快的速度，传遍临淄的每一个角落，传入每一个关注齐国风向的势力耳中。稷下的微澜，已因他而起。而这微澜之下，是即将汹涌而至的滔天巨浪，还是通向更广阔海洋的航道？风暴，已然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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