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源于一份由户部与议会审计委员会联合提交的《各衙门吏员员额及俸禄支出稽核报告》。报告以冰冷的数据揭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南京及留都各衙署，在册领取俸禄的吏员数额，较之国初定制，膨胀了近三倍！其中不乏尸位素餐、人浮于事者，更有大量凭借姻亲、同乡、贿赂等途径挂名吃空饷的“影子吏员”。这笔庞大的开支，已成为国库日益沉重的负担，也严重拖累了行政效率。
报告的结论尖锐而明确：欲行新政，必先简政；欲简政，必先裁冗！
此议一出，整个南京的官僚体系仿佛遭遇了一场大地震。不同于之前改革触及的盐商、士绅等外部利益集团，这一次，刀锋直接砍向了官僚集团自身，砍向了成千上万依靠衙门这棵大树谋生的大小官吏及其背后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
恐慌与愤怒，如同瘟疫般在各级衙署间蔓延。
“裁冗？裁谁？凭什么裁我？！”一个在工部营缮司混迹了二十年的老书办，听闻风声后，在家中跳脚大骂，“老子辛辛苦苦二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今那些乳臭未干的议会小子，拿着几张破纸就想端了老子的饭碗？做梦！”
他的话，代表了绝大多数底层胥吏的心声。他们或许无能，或许贪婪，但身家性命皆系于此，一旦被裁，生计立时无着。
而上层的官员们，反应则更为复杂微妙。许多官员自身便安排了不少亲戚故旧在属下任职，裁撤冗员，无异于斩断他们的羽翼和财路。即便是一些相对清廉的官员，也担心大规模裁员会引发属下怨怼，导致政务瘫痪，甚至激起民变（被裁吏员及其家属亦是“民”）。
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守俊的府邸，再次成为了反对力量的汇集点。不过这一次，前来诉苦、问计的，不再是盐商或士绅，而是穿着各色官袍的各级官员。
“李公，此事断不可行啊！”一位须发花白的礼部郎中痛心疾首，“衙门运转，全靠这些熟悉案牍、通晓旧例的吏员。若骤然大量裁撤，必致政务停滞，公文积压，朝廷体统何在？且这些吏员，大多家口众多，一旦失业，必成流民，聚于京师，祸乱立至！此乃取乱之道！”
李守俊面色凝重，他深知此次改革触及的利益面有多广，反弹会有多剧烈。这已不仅仅是新旧理念之争，更是赤裸裸的生存之争。他捻着胡须，沉声道：“尔等所言，俱是实情。然议会挟审计报告与《约法》‘高效廉洁’之名，势在必行。硬抗，恐非上策。”
他沉吟片刻，眼中闪过一丝精光：“议会要裁冗，可以。但如何裁？裁哪些人？标准何在？补偿几何？后续安置又如何？此中大有文章可做。我等当在‘如何执行’上，与他们好好计较一番！”
很快，在议会审议“裁汰冗员及安置条陈”时，来自官僚集团的阻力以各种“务实”的难题形式涌现。
“各衙门职能不同，事务繁简各异，岂能一刀切核定员额？”
“熟悉政务之老吏，虽无显绩，亦有苦劳，岂能与新人一概而论？”
“裁撤之人，家小何依？若无妥善安置与足够补偿，与逼人造反何异？”
“若裁撤之后，政务繁忙，人手不足，又当如何？是否可再行招募？此非折腾为何？”
每一个问题都切中要害，使得裁汰方案在议会内部陷入了无休止的细节争论和修改之中。进度异常缓慢。
更棘手的是，一股无形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开始在各大衙署悄然展开。公文流转速度明显变慢，一些原本简单的政务被以“需详加核查”为由拖延，甚至出现了少量关键文书“意外”丢失的情况。官僚机器以其特有的惰性和阻力，默默对抗着来自议会的改革压力。
面对如此局面，主持此事的周奎和顾炎成倍感压力。他们意识到，裁汰冗员远比想象中复杂，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游戏，而是一个涉及成千上万个家庭、牵动整个官僚系统神经的巨型社会工程。
林川在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后，沉思良久，指出：“此事不可操切，亦不可退缩。需有霹雳手段，更需有菩萨心肠。”
他提出了新的策略：第一，成立由议会、吏部、户部及都察院共同组成的“冗员裁汰审核委员会”，对各部门上报的员额和职能进行逐一审核，避免一刀切。第二，制定详细的《冗员认定标准》和《裁撤官吏安置补偿细则》，包括依据品级、年限给予一次性补偿银、提供转岗培训（如转向新设的税务、邮政、路政等系统）、鼓励提前致仕等多种渠道，并将细则公之于众，以安人心。第三，对于在裁汰过程中消极怠工、甚至故意破坏政务者，由都察院和刑部严厉查处，以儆效尤。
同时，林川授意《大明公报》，不再仅仅强调裁冗的必要性，而是开始宣传那些在漕运、邮政、格物院等新设机构中，经过培训重新上岗的原胥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