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建立医疗事故救助基金。

    这份条陈呈送御前，天启帝阅览良久。最终，他朱笔批红：“依议。”

    两个字，轻描淡写，却重若千钧。它意味着，皇帝默认了议会主导的这次“共议”及其结果，认可了在涉及伦理与科技的模糊地带，需要依靠初步的程序、多方的协商和专门的条例来管理，而非简单地依靠圣心独断或道德批判。

    “血脉疑云”至此暂告一段落。格物院付出了代价，研究受到严格限制，但火种并未熄灭，反而在规则的框架内，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合法性”。太医院等保守势力虽未达成彻底禁止的目标，但也成功地将这头“危险的野兽”关进了制度的笼子，并确立了传统伦理在公共辩论中的话语权。

    更重要的是，这一次，面对前所未有的伦理困境，大明没有退回到“祖宗成法”或“道德空谈”的老路，而是尝试着，用一场略显粗糙但程序明确的“共议”，用一份旨在建立规则的“条例”，作为保护社会、也保护探索者的盾牌。

    这面盾牌，名为“律法”。它的出现，本身就是在旧势力的反扑中，新制度于阵痛里焕发出的顽强生命力。

    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