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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才会遭报应。阿野发动卡车，方向盘在他手里像玩具，轮胎碾过石子路，发出的颠簸声，死了就什么都没了，连疼都不知道。
他好像很会开车，在盘山公路上把警笛甩得越来越远。车斗里装着苹果，青红相间，我们饿了就爬进去啃苹果，果皮扔出窗外，在路面上滚出很远，像串逃跑的脚印。他说他杀过很多人，有穿着西装的老板，有扛着锄头的农民，其实没区别，刀捅进去都流血，血都是热的，腥的。
我说我不信，好人不该死。他就笑，疤在阳光下泛着红，你以为你是好人？刚才在玉米地，你从我兜里摸走备用弹夹递过来的时候，手都没抖。
我愣住了。确实，刚才他换弹夹时，手指被血滑得没抓稳，我下意识就摸出了他藏在腰后的弹夹，手指甚至记得子弹的重量、金属的凉意，还有底部刻着的细小编号。就像......就像做过千百遍。
卡车在一个废弃的加油站停下。加油机上的玻璃碎了一半，蛛网蒙着92号汽油的牌子。他去撬加油机底座，想找点能用的零件，我在旁边的便利店翻吃的，货架东倒西歪，饼干袋被老鼠咬出洞，饼干渣撒了一地。角落里的日历被风吹得哗哗响，停在7月16日——今天是我十七岁生日。阿野，我举着袋蒙尘的奶油蛋糕跑出去，蛋糕上的生日快乐四个字糊成一团，你看！
他回头时，一颗子弹擦着他的耳朵打在加油机上，火花炸响，溅在他脖子上。他拽着我滚到车底，动作快得像猫，枪在手里转了个圈，的一声，精准地打穿了远处松树顶的头盔。绿色的头盔掉下来，砸在松针上，发出闷响。他骂了一句，额角的汗滴在我脸上，咸涩的，他们找来了，比我想的快。
我们从车底爬出来时，他的胳膊中了一枪，血顺着指尖滴在地上，像串红珠子，砸在尘土里，晕开一小朵一小朵的花。你先走。他把枪塞给我，枪管还热着，往山里跑，顺着溪流走，他们不敢进密林。我引开他们。
一起走。我抓住他的手腕，和在操场时一样烫，甚至更烫，带着血的温度，你说过，死了就什么都没了。
他突然笑了，眼里的光像碎了的星星。他把我按在加油机后面，低头吻了我。他的嘴唇很干，带着血腥味和苹果味，还有点泥土的腥气。淼淼，记住，他的胡茬扎得我下巴疼，别相信警察。他们抓你不是因为你杀人，是因为你知道得太多。
他没告诉我知道了什么。只是推了我一把，自己拿着另一把枪冲了出去，枪声和警笛声混在一起，像场难听的交响乐。我往山里跑，跑着跑着，发现手里的枪不见了，只有半袋被血浸湿的奶油蛋糕，黏糊糊地粘在掌心，甜腻得让人作呕。
两年后，我在一个叫的小镇打工。
面馆开在国道边，老板是对聋哑夫妻，每天用手语比划着交流。老板娘总爱拍我的手背，然后指我的眼睛，再指她自己的心——她大概是想说，我看着乖，眼里藏着狠劲。其实她不知道，我每天晚上都在梦里拆枪、装弹，手指记得每一个零件的位置，记得弹簧的张力，记得撞针的弧度，就像记得阿野眉骨的疤。
我留了长发，染成了棕色，遮住半张脸。穿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和帆布鞋，说话时故意放慢语速，带着点怯懦的南方口音。没人知道我叫林淼，他们都喊我，老板给我取的名字，说像山里的野草，好活。
那天收摊时，天刚擦黑，路灯亮得昏黄。一个穿警服的男人走进来，帽檐压得很低，肩上的两杠一星在灯光下闪了闪。他要了碗阳春面，多加葱花，少放酱油。他吃面时很慢，筷子夹起的葱花都会轻轻吹一吹，像怕烫着。汤面的热气模糊了他的脸，只能看见挺直的鼻梁，和阿野一样的下颌线。
我握着茶壶的手突然抖了。搪瓷壶上的为人民服务早已磨得看不清，壶身烫得像阿野当年的手心。他的眼睛很干净，像山涧的水，可看我的时候，瞳孔里有一闪而过的警惕，和阿野当年看狙击手时一模一样——那是猎人盯住猎物的眼神。
面太咸了。他放下筷子，推给我，碗底的葱花还没动，能帮我换碗吗？
后厨的刀在砧板上地响了一声，是老板在剁明天的肉馅。我盯着他腰间的手铐，银亮亮的，像条蛰伏的蛇。突然说：不用换，我知道你是来抓我的。
他没惊讶，只是从口袋里掏出张照片，塑封的边角有点卷。上面是我和阿野在卡车里的侧影，阳光从车窗照进来，我在啃苹果，阿野在开车，侧脸的疤很清晰。他的脸被打了个黑色的叉，油墨洇开，像块淤青。陈野，涉嫌故意杀人、抢劫、袭警，他念着，声音很平，像在念天气预报，你是林淼，涉嫌包庇、共同犯罪，还有......他顿了顿，目光落在我染成棕色的头发上，故意杀人。
我想起那两个追进玉米地的警察，穿着深蓝色的制服，喊着。想起阿野把枪塞给我，喊时，我扣动扳机的瞬间，后坐力震得我虎口发麻，子弹打在其中一个警察的膝盖上，他抱着腿滚在玉米地里，惨叫像被宰的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