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走在前面,红布包着牌位的边角硌得手心发疼,像二伯平时用烟袋锅敲我手背的力道。走到村口老槐树下时,一阵风卷着纸钱飘过,其中一张正好落在我鞋上,上面歪歪扭扭的铅笔印——是那个小圆圈,和账本上的一模一样。
抬棺的八个壮汉说,棺材比前几天沉了不少,走到半路歇脚时,他们听见里面“咔嗒”响了一声,像有人在翻东西。五叔蹲在路边抽烟,烟蒂烫了手指都没察觉,只盯着棺材底沾着的红漆印子,那印子像只小小的脚印,正朝着老张家门口的方向。
下葬时,我往坟头撒土,指尖触到一块冰凉的东西,捡起来一看,是枚铜钥匙,红绳磨得发亮——正是打开木箱的那把。它怎么会混在新土??我攥着钥匙站起来,看见坟头的草在风里轻轻晃,像二伯坐在那里抽烟时,衣角扫过地面的样子。
回到武汉的出租屋,已是深夜。打开门,一股熟悉的樟脑香飘过来,跟二伯老屋的味道一模一样。桌上放着个蓝布包,是我从老家带回来的,里面裹着二伯的账本和那把铜钥匙。
翻开最后一页,除了“送李瞎子犁头”那行字,底下还多了一行新的铅笔印,墨迹发潮,像刚写上去的:“三丫头,武汉的梅雨季快到了,记得把窗台的花搬进来。”
我猛地转头看向窗台——那盆绿萝是去年二伯来武汉看我时买的,他说“绿油油的,看着就有精神”。此刻叶片上凝着水珠,像刚被人浇过,盆底的托盘里,还沾着点红泥,和老家院子里的土一个色。
窗外的路灯又开始闪烁,防盗网的影子投在墙上,像口棺材的轮廓。我摸着账本上的小圆圈,突然明白,有些告别从不是终点。就像二伯,他用自己的方式把没说完的话、没办的事,一点点递到我们手里,带着麦秸秆的糙、樟脑香的暖,还有那二十块钱上的红漆味,在每个寻常日子里,轻轻敲着门。
夜里睡得很沉,梦见二伯坐在堂屋的竹椅上,阳光透过窗棂落在他的蓝布衫上,他一边用烟袋锅敲着鞋底的泥,一边翻着账本念叨:“欠六婶的盐,记得用新收的花生还......”我凑过去看,账本上的小圆圈密密麻麻,像撒在纸上的星星。
醒来时,手机屏幕亮着,是堂哥发来的消息:“李瞎子说,昨天有人送了把犁头到他家,木柄上刻着个小圆圈,跟二伯的记号一模一样。”
我盯着屏幕笑了,指尖划过那个小圆圈的表情,突然想给老家打个电话,问问灶房的缸里,是不是又藏了新的鸡蛋。有些身影,从来没真正离开过,就像那股樟脑香,总在不经意时漫过来,告诉你:别慌,我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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