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臣李严……叩见陛下。”然后，他转向诸葛亮，同样叩首，“……拜见丞相。”
他没有为自己辩解，直接认罪：“臣……辜负先帝托付之恩，轻信奸人蛊惑，纠结党羽，擅启兵衅，致使益州动荡，百姓罹难……罪无可赦，请陛下、丞相……依律处置，臣……绝无怨言！”
这番认罪，看似彻底，然而，当刘禅按照惯例，带着一丝痛惜询问他“可曾悔悟”时，李严抬起了头，眼中却燃起了不甘的火焰。
“陛下！”他声音提高，带着一种积郁已久的愤懑，“臣认罪，是认举兵造反、祸乱国家之罪！然，臣之心，未必全错！”
他豁出去了，目光直视诸葛亮，话语如同连珠箭般射出：
“丞相！您扪心自问！自您执政以来，大力推行新政，劝农重工，看似利国利民，然其手段是否过于酷烈？！清查田亩，抑制兼并，官营工坊，控制商路……此举确实充盈了国库，却也实实在在地触动了益州、乃至荆州无数士族豪强的根基！他们亦是陛下子民，亦是国之基石！如此盘剥打压，岂能尽数归咎于其贪得无厌？若非心存怨望，臣又如何能轻易煽动？！”
他顿了顿，继续控诉，矛头直指诸葛亮的用人政策：
“再者，丞相口口声声‘唯才是举’！然观我季汉朝堂，掌军权者，关平、张苞、魏延，几近皆为荆州旧部！掌机要者，蒋琬、费祎、董允，亦多出自荆襄！便是丞相身边最受重用的姜维、邓艾，亦是降臣！而我益州才俊，如吴懿、杨洪，乃至罪臣，虽有名位，可曾真正执掌核心权柄？可曾得丞相倾心相待，委以方面之任？！”
“北伐！如此关乎国运之战！丞相宁愿用那降将，用那曾有前科之刘封、孟达，甚至让年轻气盛之张苞独当一面！可曾想过用我李严？！可曾给过我等益州官员，建功立业、证明忠诚与才能的机会？！”
李严的声音在殿中回荡，带着悲凉与质问：“丞相！您是否……早已因昔日旧事，对我等心存偏见？是否觉得我等益州之士，才不堪用，德不配位？故而处处提防，刻意压制？！”
“如此用人，如此施政，纵然初衷再好，又岂能不让益州上下，心生寒意，渐生离析？！”
这番话，如同重锤，狠狠敲击在诸葛亮的心头！
诸葛亮沉默地听着，没有立刻反驳。李严的话，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他内心深处一些连自己都未曾仔细审视的角落。
他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啊。我是不是真的因为知道历史上李严拖过后腿，就带着有色眼镜看他了？姜维、邓艾我知道是牛人，所以拼命提拔。可李严……历史上能力也不差啊，统兵内政都拿得出手，就是性格坑爹。这一世，我是不是因为怕他坑，就干脆不用，直接把他逼到对立面去了？
他想起自己看史书时，对诸葛亮事必躬亲、导致蜀中无大将的惋惜。而自己重生以来，看似在改变，实则不也是陷入了另一种“唯史书论”的窠臼吗？知道谁未来厉害就重用谁，对于有“前科”或者性格有缺陷的人才，便下意识地排斥、防备。
唯才是举，固然正确。但因噎废食，预设立场，难道就不是一种偏执和失误吗？
李严的叛乱，司马昭的蛊惑是外因，但自己长期以来的冷漠、猜忌与刻意压制，难道不也是将他推向深渊的重要推手吗？治理一个国家，平衡各方利益，调和不同矛盾，或许比单纯地“碾压”、“推行”更需要智慧和耐心。
看着眼前这个形容憔悴、却仍在为自己“理念”辩护的失败者，诸葛亮心中第一次对李严生出了一丝复杂的、近乎于“愧疚”的情绪。这场叛乱，李严罪无可赦，但他诸葛亮，这位总揽朝政的丞相，难道就完全没有责任吗？
带着这份反思，诸葛亮与刘禅进行了深入的商议。
刘禅虽然年轻，但经历此次叛乱，尤其是亲自阵前冲阵后，心智成熟了许多。他听了诸葛亮的分析，也认为对李严的处置，需格外慎重。
“相父，李严虽大逆不道，然其终究是父皇托孤之臣，若处以极刑，恐寒了益州士人之心，亦显得朕与相父不能容人。”刘禅沉吟道，“然其罪确凿，不能不罚。”
诸葛亮点头：“陛下所虑极是。李严之罪，在于举兵反叛，动摇国本，此乃十恶不赦之罪。然，其言虽偏激，却也暴露了新政推行中臣未能周全考量之处，于国事而言，并非全无警示。且其最终未负隅顽抗，避免了更多流血。”
最终，经由朝议，刘禅下旨，对李严做出了如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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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李严为庶人，褫夺一切官爵封号，其家产充公。念其曾为先帝托孤之臣，略有微劳，特赦其死罪，禁锢于梓潼故宅，非诏不得出。其子李丰，虽有牵连，然未直接参与逆谋，且素有才名，着其革职留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