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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痛心疾首地控诉：“自诸葛亮执政以来，何曾将我等益州旧臣放在眼里？迁都长安，使我益州子弟远离权力中枢！推行所谓新政，盘剥地方，与民争利，使我益州士族豪强，苦不堪言！其穷兵黩武，连年北伐，耗尽民力，国库空虚，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啊！”
李严的这番话，半真半假，极大地煽动了吴方本就存在的对诸葛亮和新政的不满情绪。吴方想到自己家族利益受损，想到益州官员在朝堂上日益边缘化，再看到眼前这位老上司的“悲惨”遭遇，一股兔死狐悲的愤懑涌上心头。
“大都督……您……您欲如何？”吴懿的声音带着一丝犹豫，也带着一丝被点燃的激愤。
李严见火候已到，猛地站起，须发戟张，斩钉截铁地说道：“清君侧！诛诸葛！匡扶汉室，还政于陛下！”
他目光灼灼地盯着吴懿：“子远！益州乃我等根本！诸葛亮倒行逆施，天怒人怨！只要你我联手，振臂一呼，益州豪杰必然景从！届时，据益州之险，拥巴蜀之富，进可清君侧，退可保境安民，何惧他诸葛亮耶？！难道你甘心永远被荆州派压着一头，眼睁睁看着祖产被那‘新政’一点点蚕食吗？”
权力的诱惑，地域的认同，利益的共同点，以及对诸葛亮的不满，最终冲垮了吴方心中对朝廷法度的最后一丝敬畏。他猛地一跺脚，单膝跪地：“方，愿追随大都督，清君侧，诛权奸！”
有了吴方的支持，李严心中大定。他立刻开始行动。
首先，他利用吴方的职权，迅速控制了梓潼城的防务，封锁消息，清理可能存在的异己分子。
紧接着，他亲自执笔，以慷慨激昂的言辞，撰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讨诸葛亮檄》。在这篇檄文中，他罗列了诸葛亮的“十大罪状”：
一、架空幼主，独断专行：总揽朝政，视陛下如傀儡，托孤之制形同虚设。
二、排除异己，任用私人：大肆提拔荆州旧部及降将，排挤益州及元从功臣。
三、穷兵黩武，虚耗国力：连年北伐，致使府库空虚，民不聊生。
四、新政苛暴，与民争利：所谓格物、工商，实为盘剥百姓，损及士族根基。
五、迁都劳民，动摇国本：弃成都旧都，徒耗民力营建长安，致使益州失势。
六、勾结商贾，败坏朝纲：与不明商号往来密切，恐有贪墨营私之嫌。
七、擅权僭越，礼仪失度：出行仪仗堪比帝王，其心可诛。
八、迷信奇技，荒废政务：设立格物院，钻研机巧之物，不修仁德。
九、闭塞言路，迫害忠良：构陷托孤重臣，欲使朝堂缄口。
十、心怀叵测，恐有异志：种种行为，已显不臣之心。
这篇檄文，极尽渲染夸大之能事，将诸葛亮描绘成一个欺君罔上、祸国殃民的权奸。李严命令手下连夜刻印数百份，派快马分送益州各郡县，尤其是那些对诸葛亮新政不满的豪强大族手中。同时，也在梓潼城内外广为张贴，煽动民意。
檄文一出，果然在益州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多年来积压的对诸葛亮新政的不满，对荆州派系占据要津的怨愤，以及地域保护主义的情绪，被李严这篇檄文彻底点燃。许多益州本土的豪强大族，本就对清查田亩、官营工坊等政策抵触情绪极大，此刻见德高望重的托孤大臣李严公然举起“清君侧”的大旗，纷纷响应。
短短数日之内，梓潼城下就聚集起了大量的兵马：
· 吴方麾下的梓潼守军约五千人，成为了李严的基干力量。
· 附近郡县中，一些被李严提前联络或受檄文感召的郡守、都尉，带着本部兵马前来汇合，约有万余人。
· 更多的，则是各地豪强派来的部曲私兵。这些私兵装备或许不如正规军，但数量庞大，而且对家主忠心耿耿，战斗力不容小觑。他们扛着各色各样的旗帜，代表着不同的家族利益，浩浩荡荡地汇聚到李严的麾下，总人数迅速超过了三万！
李严深知，仅有人马还不够，必须扼守险要，才能抵御诸葛亮必然到来的讨伐。他迅速做出部署：
· 命吴方率主力固守梓潼城，加固城防，囤积粮草。
· 分派将领，率兵抢占梓潼周边的险要关隘，如剑阁、葭萌关、白水关等。这些关隘皆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地，控制了它们，就相当于扼住了从汉中、关中进入成都平原的咽喉。
· 派出使者，联络更南方的涪城、绵竹乃至成都城内对诸葛亮不满的势力，试图里应外合，扩大战果。
一时间，李严声势大振，俨然已割据巴蜀北部，与长安的诸葛亮政权形成了对峙之势。他甚至在梓潼设立了临时的“行辕”，自称“大都督、益州牧”，打出了“清君侧，安社稷”的旗号。
成了！果然成了！益州终究是我李严的益州！诸葛亮，你没想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