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田令》与流民安置，这是艰难的第一步，此策旨在解决根本的土地问题，却触碰了最敏感的利益神经。
该法的政策核心为清查田亩，刘长明任命以刚正不阿着称的董允为巡田使，率精干吏员及一队士卒，分赴吴、会稽、丹阳等郡，实地丈量土地。明确区分“无主荒地”，比如原孙氏公田、战死逃亡者之田、还有罪产，比如支持孙氏负隅顽抗被清算的豪强之田与“私产”比如受保护的士庶合法土地。
然后就是按照标准授田了，规定“丁男授露田四十亩，丁女二十亩，奴婢、耕牛亦可有差授田，但限制数量以防豪强钻空子，所授之田不得买卖。” 同时规定，若原有土地不足此数者，由官府补足；超出部分，若为合法所得，暂不追究，但需按章纳税。
为了防止很多流民，贫民有田却没有钱买种子，于是刘长明推行了贷种助耕，由官府设立“常平仓”，向授田农户贷发稻种、农具，甚至提供官牛租赁。并明确免除三年赋调，田租、户税皆免，三年后则采用“租庸调制”，税率较孙权时期降低一成。
再就是因为战乱从北方大量逃来的流民了，很多流民占据山林成为了强盗，刘长明为了解决这个隐患，决定化盗为农，于是他颁布《赦盗令》，言明“既往之咎，尽于今日”。只要山泽之民愿下山登记户籍，接受授田，便一律视为良民。由徐盛率军于各山区要道设立招抚点，提供下山初期的口粮。
土地改革最初依旧面临很多困境：
士族豪强的软抵抗：以吴郡朱氏、张氏部分人为代表，暗中串联，或隐瞒田产，或驱使家奴、宗族子弟冒充流民多占名额，或将贫瘠山地充作良田上报，甚至散布谣言，称“诸葛亮的田契如同废纸，待魏军打回，皆成罪证”。
流民的疑虑：许多流民和退伍吴兵对官府缺乏信任，担心这是圈套，旨在登记造册后加重徭役兵役，或秋后算账。观望情绪浓厚。
执行官吏的掣肘：部分留用的旧吴官吏与地方豪强有千丝万缕联系，执行不力，阳奉阴违，丈量土地时故意疏漏，或拖延发放农具粮种。
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刘长明早在汉中、荆州推行土地法的时候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所以很快就给出了破解之道：
雷霆手段立威：刘长明授意陆逊，以“阻碍国策、欺瞒官府”之罪，雷厉风行地查处了会稽郡两家情节恶劣、杀鸡儆猴的豪强，将其田产全部没收，家主流放，并将其土地优先分给当地无地佃户。此举极大震慑了观望者。
树立典型示范：刘长明自过问，在丹阳郡选取一处皇庄开辟为“示范田”，由官府直接管理，采用新式农具和耕作技术，收获颇丰。然后当众将这片丰产田分给最先响应授田的流民和退伍士兵，并兑现免税承诺，让百姓亲眼见到实惠。
强化监督体系：启用邓芝等年轻干练的官员为“观风使”，密布各郡，直接对丞相府负责，监督政策执行，并鼓励百姓举报官吏不法行为。同时，严惩了几个贪墨粮种、办事拖沓的旧吏。
土地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水利问题了，江东之地，水利问题可谓是重中之重，刘长明委任邓艾为“督水使者”，总管江东水利。重点疏浚太湖入江水道（荆溪、胥溪等），修复鉴湖堤坝，开凿数条连接太湖与长江的灌溉渠。
在沿海的广陵、海盐等地，试验“蓄淡洗盐”之法，开挖深沟排碱，引入江水灌溉，试种耐盐碱的“赤稻”。
并于设立“工官”，于吴郡仿制并推广曲辕犁、龙骨水车，官府补贴售价，鼓励农户购买或租赁。
水利工程的最初依旧面临很多困境，比如水利工程需大量徭役，易引发民怨。邓艾采取“以工代赈”方式，招募流民和贫民，不仅管饭，还支付少量工钱，并将工程区域周边整理出的新田优先分给参与工程的民夫，民众积极性高涨。
还有新技术推广缓慢，农民保守。邓艾亲自下田示范，并在每个乡设“农师”，由老农担任，负责教导新技术。在邓艾的治理下，所有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还有最重要的，安抚士族，唯才是举，刘长明承认并保护士族合法产业，邀请张昭、顾雍主持修订《吴科》，融入汉律精神，过程中尊重江东习惯法，一国两制，暂时也不是不可以，等一统天下了，在全面推行汉律，法律的推动还是要更多的时间，现在先暂时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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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明还在建业设立“东观”，实为高等学府，由张昭任祭酒，招收士族子弟入学，优异者可直接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