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奏皇上！靳辅之罪，非在筑堤与否，而在其心！他在上河派民之事甚多，派车派驴，在在骚动！况屯田之事，更是明系夺民产业！江南田亩，原有二亩算一亩者，因地势洼下，坍长不常。
若按靳辅之法，将涸出之田尽算屯田，计亩重课，实为累民之举，与虎狼何异！”
康熙的目光转向靳辅，威严地问道：“郭琇所言，你如何解释？”
“皇上！”靳辅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悲愤，
“屯田害民，靳辅纵百口亦不能辨！此乃臣用人不当，属吏奉行不善之过，臣甘愿受罚！但筑重堤，乃是臣十五年治河心血所聚，是唯一能保漕运安澜，护淮扬周全之策！臣至今仍以为是！”
康熙缓缓点头，似乎不置可否。
转向九卿大臣：“此事，尔等将孰是孰非，及河务作何区画之处，会同详加议奏。”
九卿大臣们面面相觑，噤若寒蝉。
他们看得出，皇帝心中早有定见，此刻谁先开口，都可能引火烧身。
待九卿们退出后，康熙看着身边的大学士伊桑阿等人，发出一声意味深长的叹息：
“河道实属难知，朕留心已久，深悉情形。九卿各怀私意，畏惧靳辅（过去的权势），不肯定议。朕意且勿发明。若朕先示以朕意，则九卿等必将承望风旨而言矣。此等国家大事，必须至公持议，方有当于理耳。”
这番话，尽显帝王心术。
康熙知道朝臣们党同伐异，明哲保身的心态。
他要的不是一群应声虫，而是通过这场辩论，看清每个人的立场，权衡利弊，最终做出最有利于他统治的决定。
次日，三月二十九，再开廷议。
工部尚书李天馥代表九卿出班奏报：
“臣等遵旨，再问靳辅、于成龙，二人皆坚执前说，与昨日所奏无异。臣等公同酌议，以为下河当开，重堤宜停止修筑。”
这个结果，在所有人的意料之中。
皇帝前一日的态度已经那么明显，九卿们自然会“顺水推舟”。
康熙点了点头，似乎对这个结论颇为满意。
他再次将矛头指向了靳辅最无法辩驳的罪状：
“靳辅，你举行屯田之事，因取民余田，小民实皆嗟怨。此节，在你亦无可置辩吧？”
靳辅的腰深深地弯了下去，声音嘶哑：
“皇上圣明。向者河道大坏，处处冲决，民田尽被水淹。臣任总河，堵口筑堤，赖皇上天福，数年水淹之田尽皆涸出。
臣之本意，是将民间原纳租税之额田给与本主，而以余出之田作为屯田，抵补河工钱粮。然……然因属吏奉行不善，致使民怨沸腾，此是实情。此处臣无可辩，惟候处分。”
他的辩解，苍白而无力。
在“民怨”这顶大帽子面前，任何解释都显得虚伪。
康熙又问：“靳辅，海口淤塞起于何年？”
靳辅答道：“据土人云，从明代隆庆年间淤塞至今。”
康熙追问：“为何会淤塞？”
靳辅道：“每海潮来一次，即增一叶厚之沙，日积月累，故渐致壅塞。”
“一派胡言！”康熙突然龙颜大怒，猛地一拍御案，
“尔云海潮每至，即增一叶厚之沙，此言甚属虚妄！凡河内遇海潮来时，水壅逆流，及潮退，则壅积之水，其流甚疾，即微有停蓄之物，亦顺流刷去，尚何有沙之存积耶？
大抵是所开河道，久历年所，两岸堤工为雨水倾塌，河底渐淤，势所必至！你身为总河，连此等浅显道理都不懂吗？”
皇帝的这番话，引经据典，有理有据，充满了科学的洞察力，将靳辅驳斥得体无完肤。
靳辅跪在地上，汗如雨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知道，皇帝不仅在政治上要打倒他，更要在河工的专业上彻底否定他，让他输得心服口服。
康熙的目光扫过于成龙：“于成龙，你曾言崔维雅治河之论可行，果真可行？”
于成龙一时语塞，他虽清廉正直，于治河一道，毕竟不如靳辅精通。
他支吾道：“臣……臣闻人言如此，实未甚明晓。”
康熙的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失望，但他没有深究。
他转向大学士们，语气稍缓：
“于成龙亦未洞悉河务，朕以伊为直隶巡抚颇优，故未深难耳。总之，有治人无治法，只在实心任事，若徒以口舌争，亦何济乎？”
这话说得巧妙，既点出于成龙的不足，又肯定了他“爱民缉盗”的功绩，保全了他的颜面。
同时也向所有人表明，他对事不对人，只看是否“实心任事”。
最后，康熙做出了裁决：“屯田害民，朕已洞悉，永不复议。至于下河作何开濬，重堤应否停筑，尔等公同详酌确议具奏。”
廷议结束，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