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断了他的话，将几份密报掷于案前，“尔等私下联络部落、调整关防的勾当，真当孤一无所知？若非念在尔于河北士族中尚有声望，北伐亦需尔等稳定后方，孤岂容尔等活到今日！如今大军已还，尔还有何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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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据确凿，动机卑劣，更是触犯了曹操心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底线。

    崔琰自知任何辩解在盛怒且掌握实据的曹操面前都苍白无力，他踉跄一步，颓然跪地，不再言语。

    一旁的崔钧早已瘫软在地，语无伦次地求饶。

    看着这对叔侄，曹操胸中的怒火却并未完全宣泄。

    因为就在他清算内部蛀虫的同时，另一份份如同雪片般飞来的奏报，更让他感到一种深沉的无力与烦躁。

    那并非战报，而是来自兖州、豫州、徐州乃至司隶各地的民情急报。

    字里行间，充斥着“税吏酷烈”、“小民嗟怨”、“流民日增”、“恐生民变”等触目惊心的字眼。

    北征的巨大消耗，如同竭泽而渔，将本就积弊重重的屯田制和基层治理逼到了崩溃的边缘。

    他仿佛能看到，在许都的繁华之外，在那些他刚刚收复的广袤土地上，无数个“徐五”和“石头”正在贪官污吏的催逼下瑟瑟发抖，无数口铁锅不见半粒米粮。

    赤火那“权力越大，责任越大”的蛊惑之言，正借着这弥漫的怨气，如同野火般在暗处滋长、蔓延。

    内部的蠹虫固然可恨，可这遍及统治根基的糜烂与人心的流失，才是真正悬在他头顶的利剑。

    杀了崔琰叔侄易如反掌，但如何填补这巨大的民力亏空，如何扑灭那燎原的思想野火？

    大殿之内，崔琰叔侄的命运似乎已然注定。

    但大殿之外，一场更大、更根本的危机，正无声地敲打着曹魏政权的门扉。

    凯旋的荣耀之下，是深不见底的暗流与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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