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需再多言，无论是身居中枢的要员，还是基层奔走的队员，都清晰地感受到，党内正在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共识和氛围。
过去或许还存在于某些人脑海中“功过可相抵”、“情有可原”的模糊地带，被彻底荡涤干净。
“刀把子对准谁？”
“如何对待群众的不满？”
这两个由陈烬反复提出、并用鲜血和教训验证过的问题，不再仅仅是理论上的探讨或领袖的训诫，它们已经沉甸甸地落到了实处，成为了赤火党内部衡量一切决策、评判一切行动的最高标尺。
任何一项政策出台，任何一个干部的行为，都会被人不自觉地拿到这两条标尺下量一量。
然而，陈烬深知，仅靠个别事件的震撼和领袖的权威，无法保证这种共识能够代代相传，无法防止时间流逝可能带来的懈怠与遗忘。
必须将这份在斗争中凝聚起来的精神内核，固化下来，传承下去。
于是，一场声势浩大、深入骨髓的“宗旨教育”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展开。
不再是简单的文件传达，而是结合河间、孙德胜等活生生的案例，进行大讨论、大反思。
各级组织，从总部到最边远的村党支部，都必须定期召开学习会，人人都要发言，对照检查自身有无偏离“刀把子”和“倾听”原则的苗头。
而这场教育运动最核心的成果，便是《赤火党训》的诞生。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由陈烬亲自拟定核心条款，经由核心层反复讨论打磨而成。
它的语言朴素直白，力求让哪怕识字不多的普通党员和士兵也能听懂记住。
开篇明义，便是赤火党的终极理想。紧接着，便是以最醒目的字体镌刻的三大基石原则：
刀把子，永对外敌与压迫者，绝不向内！
民之声，我之镜鉴，倾耳听之，认真待之！
行有错，必公开承认，坚决改正，取信于民！
《党训》中还详细规定了党员的行为规范，强调了纪律的重要性，并将“密切联系群众”、“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作风要求融入其中。
陈烬下令，《赤火党训》必须做到党员人手一册。
新党员入党，学习并通过《党训》考核是第一关。
各级党组织的会议开始前，诵读《党训》相关章节成为固定仪式。
它被编成朗朗上口的歌谣在军中传唱，被抄写在根据地学堂的墙壁上。
这不再仅仅是一本小册子，它成为了一种精神的烙印。
在营房里，当某个班长想对抱怨伙食的新兵耍威风时，旁边会有人提醒：“嘿，别忘了《党训》，刀把子不能向内！”
在村公所，当某个干部被老乡的絮叨弄得心烦时，会下意识地摸摸怀里那本薄薄的《党训》，深吸一口气，重新坐下来耐心倾听。
在决策会议上，当有人提出可能损害百姓利益的急功近利方案时，立刻会有人引用《党训》中的条款进行驳斥。
这种烙印，并非依靠严刑峻法，而是通过持续的教育、环境的熏陶和同伴的提醒，潜移默化地内化为一种近乎本能的反应，一种深入骨髓的信仰和行为准则。
赤火党的肌体，在这场自我净化的运动中，仿佛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刮骨疗毒。
它失去了一些腐坏的枝叶，却让根系更加深入地扎进了原则的土壤。
《赤火党训》如同一个强大的精神磁场，不断地校正着这个组织前进的方向，确保那星星之火，即便已成燎原之势，其内核依然是最初那团追求公道、永不背离人民的——赤火。
《赤火党训》的墨香尚未完全散去，三大基石原则犹在耳畔回响，陈烬便开始了新一轮更具象化的制度构建。
在一次核心层会议上，他提出了一个让部分人略感意外的机构设置。
“我提议，设立‘民情司’。”陈烬平静地宣布。
有人下意识地联想到曹魏的校事府，那是一个监察百官、罗织罪名的特务机构，名声并不好听。
一位负责军务的将领微微蹙眉：“社长，此类机构，是否……”
陈烬抬手止住了他的话，清晰地阐明：“此民情司，非彼校事府。它的职能，并非监视百官——那是‘肃风司’的职责。民情司的眼睛和耳朵，要向下看，向外听。”
他环视在座众人，语气深沉而坚定：
“它的唯一任务，就是深入市井街巷、乡野田畴，去收集最真实的民间疾苦、百姓不满、对咱们各项政策的反馈，甚至是街谈巷议、童谣俚语！他们要原原本本地记录，不受任何层级官员的干扰，直接向总部、向我报告！”
他顿了顿，目光变得深远：
“曹操设校事府，是唯恐臣下欺瞒他，目的是巩固他曹氏一人的权位。而我们设民情司，是唯恐我们自己脱离了百姓，听不到真话，目的是要让这政权，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