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黄子澄感到一种实实在在的慰藉。这是一种卸下部分不切实际包袱后的清醒，是一种承认自身和制度都存在缺陷后的务实。

    他们四人，一位是看透兴衰的老者，一位是胸怀史笔的才子，两位是背负着未来“蠢名”的失意士子，在这洪武十一年的夜晚，因天幕而聚，因对历史与现实的相似困惑而产生了奇特的共鸣。他们都明白，那条“最不坏”的路，走起来，依旧道阻且长。

    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