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雨从傍晚开始下，到深夜十一点还没有停的意思。维多利亚港的海面上浪涌翻滚，两岸的灯火被雨幕切割成一片模糊的光带。
君业大厦顶层，六十八楼。
没开灯。
整面落地玻璃墙外头，是黑压压的天和亮闪闪的港岛夜景。
罗晓军站在窗前。
白衬衫，黑西裤，袖口照例卷到手肘。右手夹着一根没点的烟。
他的目光越过铜锣湾密密麻麻的楼群，越过湾仔码头，锁定在会展中心那座新翼大楼上。
大楼前广场的灯光通明。即便隔着几公里和一层厚重的雨帘，依然能看见广场上人影攒动，军乐队方阵排列得整整齐齐。
广场正中央，一根旗杆笔直地刺向夜空。
旗杆顶端，空的。
罗晓军盯着那根旗杆，一动不动。
身后传来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的声音。
阿正推门进来。
他穿着一身剪裁利落的黑色西装，胸口别着君业安保集团的金色徽章。下颌刮得干干净净，和十几年前深水埗街头那个嚼着牙签的愣头青判若两人。
如今的君业安保，麾下三千人，覆盖港九新界和内地十二个省的要害项目。阿正本人拿到了港岛安保行业的最高级别牌照，连汇丰银行的金库押运都找他签合同。
但在罗晓军面前，他永远只是那个跟班。
“军哥。”阿正站到罗晓军右后方半步的位置，声音压得很低，“楼下大堂来了不少人。恒基的、新世界的、长实的。都想上来，说要一起看。”
“不见。”
“我已经挡回去了。”阿正咧了咧嘴，“芳婆也打电话来了。说福荣街养老中心的老人们全围在电视机前面，等着看升旗。”
罗晓军没说话。
手指在那根未点燃的烟上轻轻捻了一下。
电梯门开了。
高跟鞋的声音从走廊尽头传来，节奏不急不缓。
林婉儿走进来。
她穿着一件酒红色的旗袍，领口盘扣系得严实，头发挽成简单的髻，耳垂上是一对碎钻耳钉。脸上的妆很淡，但整个人站在那里，自有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场。
这两年，她一手操盘君业在港岛的金融板块，把租赁、债券、外汇三条线拧成了一根粗壮的绳索。华尔街的基金经理提起“君业的林太太”，语气里带着三分忌惮。
林婉儿走到罗晓军身边。
没有说话。
她伸手，很自然地挽住了罗晓军的左臂。
三个人就这么站着，面朝维多利亚港。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
“十一点五十了。”阿正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表。
罗晓军嗯了一声。
楼下街道上隐约传来人群的嘈杂声。有人在放鞭炮，有人在按喇叭。整座城市像一锅即将沸腾的水。
“十八年了。”林婉儿突然轻声开口。
罗晓军偏头看她。
“七九年你从罗湖桥过来，连件换洗衣服都没有。”林婉儿盯着窗外，眼角有细微的纹路，但目光依然锐利，“那时候港岛的人叫你大圈仔。你在庙街帮人搬货，一天赚八块钱。”
“记得那么清楚。”
“每一笔账我都记。”林婉儿侧头看他，“到今天，君业在全球的资产总额折合港币超过四百亿。你名下有六十三家子公司，八万七千名员工。你在华尔街打跑了索罗斯，在燕京帮国家修了防火墙，在台北拿下了芯片代工线。”
林婉儿的声音很稳，像在念一份年报。
“但我最记得的一笔账。”她的手指收紧，扣住罗晓军的手臂，“是你在深水埗的天台上，用煤油炉给我煮的那碗出前一丁。”
阿正识趣地往后退了两步，假装看窗外另一个方向。
罗晓军没有接话。他把那根一直没点的烟放回了衬衫口袋。
“晓军，念儿在楼下和保姆看电视。”林婉儿的声音柔了几分，“她今年两岁半了，已经会叫爸爸了。”
“我知道。”罗晓军的喉结动了一下。
十一点五十八分。
会展中心方向传来隐约的军号声。
罗晓军的身体绷紧了。
他往前走了一步，额头几乎贴上冰凉的玻璃。
窗外，雨幕中，对岸会展中心广场上的灯光骤然增亮。军乐队的铜管声穿透暴雨，沉闷而庄重。
十一点五十九分。
空旗杆下方，隐约有几个穿军装的身影就位。
罗晓军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声。
他用了十八年时间，从一个身无分文的偷渡客，变成了港岛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在这座城市的法律文件上，他的身份栏始终填着一个尴尬的词——“港商”。
不是香港人。也不完全是内地人。
夹在两个身份之间，像一根在裂缝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