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前两个小时坐在书桌前，耳机插进手机，反复听那段自己录的英文术语音频。发音还是不顺，有些词舌头打结，但我没停下。笔记本摊开在面前，上面抄着几十个音乐相关的英文单词，每个都标了中文意思和音节划分。
电脑屏幕亮起时，我的心跳快了一拍。
画面里出现三个人，两个男人一个女人，坐的位置很整齐。他们背后是录音室，墙上挂着我看不懂的设备。那个女制作人先开口，语速很快，声音平直。我只听清了“demo”和“structure”两个词。
关毅坐在我旁边，低声说：“她说希望你先讲一下对合作曲的整体设想。”
我点头，照着准备好的稿子念。句子是背熟的，可一开口还是卡住。说到一半，那个年纪稍大的男制作人抬手打断我，说了几句，语气不算凶，但我不懂他在说什么。
关毅翻译：“他问你能不能不用写好的内容，直接说你的想法。”
我愣住。写好的部分我能应付，临场表达却完全跟不上。我试着解释主歌想用慢节奏进入，副歌加强情绪，但越说越乱。他们互相看了看，没人说话。
最后是关毅把我的意思重新组织了一遍。他说完，那三人轻轻点头，但眼神里的距离感还在。
会议结束得比预计早十分钟。
我摘下耳机，手心全是汗。屏幕上的人已经退出，只剩黑框映出我和关毅的脸。
“他们觉得我说话像机器人。”我低声说。
关毅没否认：“术语是对的，但没有交流感。他们不是要听标准答案，是想看你怎么思考音乐。”
我翻开笔记本，把刚才被问住的问题记下来。还有那些没听懂的词，一个个圈出来。
“明天开始，我们改训练方式。”他说，“不再只是背单词，你要学会用英语描述每一次演唱的感受。”
我点头。
当天晚上，我把所有整理过的资料重新归类。把《光》的每一个段落拆解，写下当时录音时的情绪状态、呼吸节奏、声音强度。然后尝试用简单的英文句子去表达这些内容。
第二天下午，第二次连线。
这次我没有拿稿子。他们提出新的编曲方向——减少旋律线条，增加环境音效，让歌声更像背景的一部分。我一听就急了。
“这不是我唱歌的方式。”我说，“我每次开口，都是要把心里的东西唱出来，不是当配乐。”
那个女制作人皱眉，用英语回应了一句。关毅听完，转头看我：“他们认为情感太满会压住整体氛围，希望你能收敛一些。”
“可如果连我自己都不感动，怎么去打动别人？”
我站起来，走到麦克风前，直接清唱了一段新写的副歌。没伴奏，没修饰，就是最原始的声音。
唱完，我盯着屏幕。
几秒钟后，那个一直沉默的年轻工程师突然说了句什么，接着拿起笔在本子上写起来。女制作人看了他一眼，然后对我点点头，示意录音师保存这段音频。
关毅轻声说：“他们录下了。”
我没说话，心跳还没平复。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开了三次短会。每次十五分钟，不聊太多理论，只说实际进展。我开始学着用更短的句子表达重点，也会提前录一段试唱视频发过去，配上字幕说明意图。
他们也慢慢调整了态度。不再坚持让我完全按照他们的模式来，而是提出修改建议时加上一句：“你觉得这样可行吗？”
有一次，他们发来一个改编版的小样。整首歌变得空灵，我的声音被处理得很薄，几乎融进背景里。我听了一遍，觉得不对劲，立刻给关毅打电话。
“这不是我。”我说，“像是在模仿别人。”
他听完小样，同意我的判断。当晚我们就回了一份反馈，附上我自己重新编排的版本——保留主歌的情感厚度，在副歌加入轻微的电子混响，做过渡而不是掩盖。
等了两天才收到回复。
打开邮件时，我的手指停在触控板上不敢动。关毅站在我身后，也没催。
信息只有两行。大意是：接受建议，愿意尝试融合方案。最后写着：“期待听到更多来自你的真实声音。”
我抬起头，看见关毅嘴角动了一下。
“他们松口了。”他说。
我松了口气，又马上翻开计划表。语言课不能停，每天两小时的练习还得继续。我还开始学着看英文的编曲文档，遇到不懂的术语就查，记在本子上反复读。
第五天早上，我录了一段练声视频。从发声位置到气息控制，每一项都用英文解说一遍。录完检查了好几遍发音，确定没有严重错误后，才把视频发过去。
做完这些，我坐在椅子上发呆。窗外阳光照进来，落在键盘上。手机震动了一下。
是国际团队那边的回复。一句话，翻译过来是：“谢谢分享。我们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