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真正识其价值者，方肯倾力推广。
譬如陈振龙，曾冒死横渡重洋，带回一株甘薯藤。他深知此物可救万民于饥馑，自此毕生致力于引种传播。
到了满清年间，甘薯遍布全国，食用之广竟超越稻麦，成为主粮之一，陈氏一家功不可没，其子孙亦世代承志。
尤其他第五代后人，奔走四方，张贴榜文，向各地官府详述甘薯之利。朝廷终得认知，遂下令大力推行。
朱由校心里清楚，所谓康乾盛世的繁华表象，背后不过是靠着一种不起眼的作物撑起来的。
那便是红薯。
民间流传着一句话：“一年红薯半年粮。”
这不是夸张，而是无数百姓的真实写照。
史册上白纸黑字写着：平民得以活命，十成里有七八成全靠吃薯类过活。
正因如此，满清在乾隆时期人口猛增，却未出现如东汉末或明末那样的大规模饥荒。
可食物能救命，未必养人。
红薯吃得多了，人虽不饿死，却面黄肌瘦，四肢无力。
街头巷尾行走的百姓，眼神呆滞，身形枯槁，如同被抽走了魂魄。
这副模样，并非天灾所致，而是日复一日啃食甘薯与土豆的结果。
其实在福建、广东等地，早已有农户悄悄种起这些洋庄稼。
产量高，耐旱耐贫瘠，收成稳定，明明是救命的好东西。
可为何迟迟未能传遍天下？
问题不在百姓。
他们巴不得多种几亩，恨不能早二十年就见着这等作物。
真正压住不放的，是那些坐在高堂之上的人。
地主、乡绅、豪强，这些人掌握着土地与粮食的话语权。
在他们眼中，圣贤书没提过的东西，祖宗没用过的法子，一律都是歪门邪道。
什么红薯玉米，不过“蛮夷之技”，岂能登大雅之堂？
而舆论、教育、乡约、族规，全在他们手里攥着。
就算朱由校想推动新政，让百姓广种杂粮，也会立刻撞上一堵看不见的墙。
到那时，不再是与文官暗中角力，而是直接向整个特权阶层宣战。
这些人的富贵从何而来？
靠的是对土地和口粮的垄断。
百姓若年景不好，只得变卖家产，低头求租。
一来二去，田土归于少数人家，雪球越滚越大。
可一旦人人都能在荒坡野地种出够吃的粮食，谁还愿意跪着当佃户？
谁还会为了几斗米卖儿鬻女？
生存有了退路，控制便难以为继。
地主们赖以生存的链条，就此断裂。
你动他们的钱袋子，等于挖他们的祖坟。
他们当然要拼死反抗。
回想东汉末年，黄巾四起，表面看是民不聊生，实则背后有多少世家默许甚至煽风点火？
乱局一起，朝廷威信扫地，他们却在乱中取利，巩固势力。
历史总是相似的。
今日若真要让红薯成为天下主粮，掀起的将不只是农业变革，更是一场撼动根基的风暴。
万历皇帝只是派遣宦官征收矿税，却引发了数十起所谓的民众暴动。
可见，一个王朝的覆灭从来不是偶然事件。许多君主并非不知国家积弊所在，但他们选择沉默，并非无智，而是不敢轻举妄动。
一旦改革失败，天下将陷入动荡，江山易主，家族血脉也将随之断绝。因此，他们宁愿维持表面安稳，也不愿冒险施行彻底变革。
崇祯皇帝性格确有不足，但他绝非愚昧之人。难道他真的看不到土地兼并带来的危机吗？
唯有像秦始皇、汉高祖、唐太宗、明太祖那样的开国之君，手握至高权威与无上声望，胸怀席卷四海之志，才敢直面豪强地主的根本利益。
若无此等根基，轻率出手，只会招致黄巾之乱般的民变，或引发黄巢式的浩劫，局势一旦失控，便再难挽回。
无论你才华盖世、心思缜密、胆识过人，也无法扭转这股洪流。
因为你是在孤身对抗整个体制，朝中大臣、天下士人，多数都站在你的对立面。
这些身处中上层的人，正是现有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他们的荣华建立在对百姓的盘剥之上，又怎会轻易放弃既得利益？
就连身边亲近之人——那些太监与宫女，也未必真心忠诚。
他们向来唯利是图，谁给好处就依附谁，哪里在乎你是不是天子？
至于宗室亲属，更是不堪托付。在这个年代，他们只知争权夺利，毫无团结之意，更谈不上共赴危难。
如今徐光启率先提出变革主张，在朱由校看来，内阁与六部中的多数官员也会支持。
宋应星与程国祥无需多言，二人一心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