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黄蓉前年八月与吕文德相守，又以“和离未复婚”之身维系与郭靖的旧情，更凭早年暗随成吉思汗西征的眼界、过人智谋与丐帮势力，掌控荆湖、川蜀两大制置使辖区，连朝廷都难加干涉后，她的名字便成了朝野间最特殊的谈资——没人敢公然置喙，却又忍不住私下议论，情事的争议与兵权的敬畏缠绕在一起，更因她“以身为刃破困局、知蒙宋强弱之根、得中枢重臣助力”的清醒，添了几分无人能撼的底气，不同群体的看法，竟判若云泥。
黄蓉心里比谁都清楚，朝堂向来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德行，岳飞的下场犹在眼前，她更亲眼见蒙古西征时“弱则任人宰割”的惨状，绝不愿做第二个含冤而死、让大宋再失抗蒙力量的忠臣。故而对朝廷，她始终守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分寸：该做的抗蒙保国、安抚百姓，一点不漏；该拒的分权夺势、束缚掣肘，一点不接，既不授人以柄，也绝不委屈妥协，而这份分寸的底气，一半来自早年西征识透的蒙军野心，一半来自去年下半年入川的那场破局——彼时她随吕文德入川，核心便是驱逐与当朝宰相郑清之不合、还延误抗蒙军务的川蜀制置使赵彦呐，为了剪除这颗“会让川蜀沦为蒙古屠场”的绊脚石，她忍辱虚与委蛇，甚至被迫承受赵彦呐的奸污，再以身为刃，靠投守将所好收服人心，一点点剪去赵彦呐的羽翼，最终推动朝廷将其黜免，守住了川蜀抗蒙的根基。
中枢朝堂里，对黄蓉的态度始终是“忌”压过“议”，满是束手束脚的无奈。皇帝与宰辅们私下里，虽会暗斥她“既占郭靖旧情博声望，又以美色挟吕文德军权，行事放浪违逆纲常”，甚至有老臣暗比她“类妲己、褒姒之流”，却从不敢将非议摆上台面——除了郭靖“守襄阳、抗蒙古”的民间声望，更忌惮她四层底气，而这底气的根基，恰是她早年西征攒下的眼界与经验：
一是丐帮帮主的势力，丐帮弟子遍布天下，上至朝堂街巷，下至山野驿道，连中枢官员的私下动向都能探知，她的情报网几乎全靠丐帮支撑，小到军中士卒诉求，大到蒙军粮草部署、西征后整合的各部战力，皆由丐帮递来，霍都的情报不过是补充；
二是军中根基，她早将丐帮大批青年弟子安插在荆湖、川蜀军中，既是战力，也是心腹眼线，尤其是川蜀军队，多是她当年“以身为刃”收服的将领麾下，这些将领深知她“见过蒙军残暴、懂抗蒙之法”，只认她的调度；
三是她的清醒分寸，此前中枢想诱她入朝夺权，她便自谦“一介民女，不懂朝堂礼制，不敢受朝廷封诰”，把改良弩箭、优化投石机、统筹粮草、抗蒙御敌的功劳全推在吕文德头上——这些改良之法，本就源自她西征时对蒙军攻城手段的观察，既给了朝廷台阶，也堵死了“召她入朝”的路；
四是郑清之的暗中支持——郑清之知晓黄蓉入川时“忍辱受辱、以身为刃”的隐秘，更听闻她早年暗随西征、洞悉蒙军野心的过往，非但未轻视，反倒赞她“有女子之韧，更有将帅之见”，此后两人时常书信往来，信中既谈诗词文学、时政利弊，更有应对朝廷、谋划抗蒙的方略指点，她对付朝廷“来者不拒、有错必治”“推功避过”的手段，不少都出自这位宰相的点拨，有中枢重臣为其“隐形站台”，朝廷更不敢轻易动她。
此前中枢还曾试图派官赴两地分权，却被黄蓉不动声色地挡了回去——辖区地方官本是朝廷委任，她向来来者不拒，可能不能坐稳位置，全看官员自己的态度：若安分守己、协同办差，她便给足支持，甚至将蒙军动向、粮草调度的关键信息共享，助其安稳治境；若敢扯她后腿、延误军务，她有的是办法让对方“干不下去”，要么借丐帮探得官员失职证据，递到朝廷面前“请旨罢免”，要么让军中、民间齐发怨言，逼得官员主动请辞；若是有人贪心不足，敢对她做暗地小动作、构陷算计，那便只能准备好“自挂东南枝”，此前有位官员暗通中枢、克扣军粮，还想栽赃黄蓉“通蒙误军”，结果没几日，便被丐帮搜出实证，不仅丢了官职，还落得个“通敌误军”的罪名，此后再没人敢轻易挑衅。朝廷无兵无粮、无情报优势，又有郑清之暗中掣肘，拿黄蓉的“分寸”没辙，最终只能默认：那两大辖区名义上归南宋，实则全听黄蓉调度——毕竟没人敢得罪一个“见过蒙军屠城、懂抗蒙之法，还能调动兵力、把控情报”的人，连皇帝都不敢轻易对她下一道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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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荆湖、川蜀辖区的地方官员，倒多以“旁观者”的心态议论，羡慕与暗讽掺在一起，更藏着几分忌惮。不少官员私下里感慨“吕胖子好福气，得黄蓉这般绝色不说，还借她忍辱破局的狠劲、懂蒙军的眼界、丐帮势力，再加上郑相爷的帮衬，稳掌川蜀兵权，连朝廷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