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奎！你可知罪？”巡察御史手持令箭，厉声喝道，“抗旨拒收新钱，囤积居奇，扰乱民生，更兼私铸恶钱，罪证确凿！拿下！”
罗奎面如土色，瘫软在地。其家产顷刻抄没，本人被判斩立决，家眷流放边陲。其余从犯亦遭严惩，或抄家，或徒刑。
此事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了结，成都震动。朝廷随即颁布《整顿钱法诏》，明令：“新钱乃国之法定，拒收者与私铸者同罪！凡市场交易，不得拒收新钱，违者重罚！”同时，官仓平粜持续，稳定了粮价。
经此一役，成都乃至整个益州的商贾百姓都看清了朝廷推行新钱、整顿金融的决心与铁腕。新钱迅速流通起来，银行信誉大增，许多原本观望的百姓纷纷将旧钱、金银存入银行或兑换新钱。银行推出的“银票”也开始在蜀锦、盐铁等大额交易中出现，因其轻便安全，渐受大商人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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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州蓟城。
与内陆重农抑商的气氛不同，地处北疆的幽州蓟城，因其独特的边贸地位，对银行的反应另有一番景象。
幽州毗邻乌桓、鲜卑、扶余等部，贸易往来频繁。以往，胡商带来皮毛、牲口、人参，换取中原的盐铁、布帛、瓷器。交易过程极为繁琐：往往需先以货换银，再以银换金，或以物易物，比值混乱，常起争执，且大宗金银运输极其危险。
银行蓟城分行设立后，大力推广“异地汇兑”和“银票”业务。一位常往来于蓟城与洛阳之间的汉人皮货商尝试了汇兑业务。他在蓟城将卖出皮货所得的八百两白银存入银行，换取一张面额八百两的“大汉银票”，怀揣这张轻飘飘的汇票，轻装南下。到达洛阳后，他径直前往洛阳分行，凭票与密押（一套约定的核对程序），顺利兑出了八百两白银，只需支付微乎其微的汇费。
“神了！真是神了！”这皮货商欣喜若狂，逢人便讲，“以往携银赶路，提心吊胆，雇镖师花费巨大，还怕遭遇不测。如今一纸汇票，轻松安全！朝廷此法，真乃天大德政！”
消息传开，不仅汉商踊跃使用，连一些与汉地交易频繁的胡商首领也动了心。一位乌桓大酋长带着试探的心态，将一批良马售予官市，获得大量新钱和部分银票。他起初对纸钞心存疑虑，但在汉官的解释和担保下，尝试用银票在蓟城购买了一批急需的铁锅、盐巴和绸缎，过程异常顺利。他惊讶地发现，这轻便的纸片竟真能当金银使用！
银行此举，无形中大大促进了边贸发展，加强了朝廷对边疆经济的控制，甚至成为一种怀柔远人的手段。更意想不到的是，由于银票需要汉字书写、密押核对，无形中促使一些胡商开始学习汉字、了解汉制，促进了文化交融。
当然，也有胡商试图伪造银票，但银行防伪措施极其严密：特制纸张（掺有特殊纤维）、复杂的雕版印刷、独特的朱砂印记、数字密押以及需要与存根核对等，使得伪造极为困难。蓟城分行曾破获一起拙劣的伪造案，案犯被严惩后，再无人敢轻易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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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利贷的末路与官贷的兴起
银行设立的另一个重要目的，便是打击民间高利贷，规范借贷市场。
以往，民间借贷多为豪强富户把持，利息高昂，称为“羊羔利”、“驴打滚”，借贷者往往倾家荡产也难以偿还，甚至卖儿鬻女，成为社会一大毒瘤。
银行诏令中明确规定：“民间借贷，利息不得过月息五分（5%），违者以坐赃论罪，没入家产。” 同时，银行自身也开办“官贷”业务，针对小农、小商贩提供小额借贷，利息远低于民间高利贷，只需提供田契、房契或可靠人担保即可。
此令一出，无疑断了许多豪强的重要财路。
洛阳附近的一个县里，有个放贷起家的豪强姓张，人称“张阎王”。其放贷利息高达月息二十分（20%），不知逼得多少人家破人亡。银行新令颁布后，他起初不以为意，认为天高皇帝远，照样我行我素。
一日，县中一农户因父亲病重，不得已又向“张阎王”借了十贯钱，月息二十分。两月后，利滚利已难以偿还。“张阎王”带着恶仆上门逼债，欲强夺其仅有的几亩薄田。
恰逢银行下派的巡查御史（由李文等年轻学子充任）暗访至此，听闻哭喊声，便介入调查。查明情况后，御史当即亮明身份，厉声斥责：“‘张阎王’！朝廷明令，利息过五分为非法！你竟敢顶风作案，盘剥百姓至斯？来人，拿下！”
“张阎王”嚣张惯了，竟欲反抗，还口出狂言：“哪来的鸟官？敢管老子闲事？这县太爷见了我也得客气三分！”
话音未落，随行御史的银行护卫、由军中调派的退役老兵已如虎狼般上前，将其与恶仆一并拿下。御史雷厉风行，就地审讯，查抄其账本，发现其历年非法所得惊人，更兼有逼死人命、强占民田等恶行。
这章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