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足为外人道也。
凡此种种，自是让宋煊在东京城百姓嘴里受到极高的追捧。
不仅百姓，连带着许多读书人也是一度羡慕。
尤其是宋煊被高官针对，还能绝地反击，实在是太励志了。
哪一个人不想考取状元？
大相国寺的卦摊都挤满了人。
毕竟宋煊是真的在那里算过卦。
而且算卦的当初说的一日有五位宰相从我面前走过。
更是被大肆宣扬！
宋煊已然显露，但是当日在他身边同行的其余四人，全然不知道，都在猜测到底是谁？
也不知道有没有成亲之类的。
甚至有人都在暗中监视宋煊身边的同窗，意图给自家闺女找个未来宰相的夫婿，将来自家也好沾沾光。
像张方平等人全都被纳入抢婿了名单。
至于樊楼不需要用宋煊来打广告。
人家觉得宋煊这种状元，迟早会到他们店里见识一二的。
樊楼岂能跟其余店铺一样费心招徕客人？
咱这店铺，官家都来过数次。
几十年口碑在这里放着呢。
若是公开喊话宋煊，岂不是凭空掉价！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这首诗形象地说明了宋代朝廷与士大夫的关系，以及士大夫的社会地位。
宋煊受到如此追捧，实在是一件正常的事。
在大宋，一个人的政治身份与社会地位，是可以通过读书来获得的。
这是一种全新的观念。
在大宋以前，是缺乏形成这种观念的现实条件和社会基础的。
从宋代开始，自身获益的体验与官方的提倡，以及“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现实。
则像春雨入土一样，滋润并助长着世世代代的庶民与士大夫的梦想。
而这种光荣与梦想，又不断地激励着他们的进取心。
不可否认。
利。
对任何人都是一种诱惑。
但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并不都是唯利是图。
犹如“器”之于“道”。
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是以科举之“器”，来实现其理想之“道”。
自古以来，在中国读书人的血液里，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
由于客观环境与统治者的政策等因素，许多时期，这种责任意识使许多士大夫得不到舒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这种门阀制度及其残余观念一直影响到唐代。
这样就使大多数士大夫难以“达则兼济天下”，只好转而“穷则独善其身”。
一部分人因此遁入山林，走向了积极入世的反面，做了隐士。
宋代隐居名山者不乏其人。
既有耿介拔俗、潇洒出尘之士，也有走“终南捷径”，以获取高官厚禄的投机取巧之徒。
像比林逋大十二岁的种放，就通过“假容于江皋”的经历，明作隐士，暗地里跑官要官，最终得到了宋太宗、宋真宗父子的关注，当上了朝廷的谏议大夫。
而林逋却从来没想过要走“终南捷径”，他隐得率真，更隐得彻底。
范仲淹前些日子还给他写信来着呢。
当初范仲淹在兴化当知县，去杭州旅游。
他找三五个好友想要拜访林逋，结果因为暴雨没法乘船。
范仲淹极为遗憾的写下了《与人约访林处士阻雨因寄》一诗。
这位林逋是“山中宰相”，天圣五年，有两年的时间，宋仁宗都派人去慰问他来着。
中国古代的隐士现象，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政治上极度压抑之下，产生出来的一种畸形解脱。
当然也少不了终南捷径的思路。
唐末五代的大动荡，较彻底地荡涤了残余的腐朽门阀观念。
在宋代，已经基本上找不到唐代政治生活中常常出现的士庶之争了。
门阀世家真的被杀的差不多了。
此外，五代时期政权像走马灯似的不断更迭，打乱了固有的政治秩序，打散了传统的政治组合。
也不可能形成和平时期出现的那种牢固的“门生故吏”式的政治派系。
这就给绝大多数士大夫步入仕途，提供了一种相对平等的机会与可能。
从皇帝的主观意图来看，赵宋王朝鉴于历史上出现的魏晋门阀政治、隋唐集团政治、五代武人政治的弊端，加之自身并未带有多少“君权神授”的光环。
因此，这个同样是通过篡夺建立起来的政权，选择和制定了一种能够最广泛地笼络士大夫的政治策略。
让他们都来参与政治，以增强士大夫对这个政权的向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