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嘉义番社，丙申年十月”、“梧栖妇幼卫生所，十一月廿三”。张之洞的手指停在最后一张照片上。画面里，一个梳着双丫髻的小女孩踮着脚，正把一颗糖塞进一个满脸麻子的矮个水手手里。水手咧着嘴笑，缺了颗门牙。照片右下角，一行小字：“阿炳，梧栖港趸船工，愿做光复军的‘活眼’。”他捏着照片走出船长室，发现刘学义正站在甲板上，望着东南方。那里，海天相接处，一点幽微的绿光正缓慢移动，像一只蛰伏已久的萤火虫。“那是……”张之洞走近。“英国皇家海军‘鸬鹚号’巡洋舰。”刘学义的声音毫无波澜，“它的航速，比咱们快一倍。它的主炮，能把这艘‘必麒麟’号打成碎片。它的舰长，认识必麒麟二十年。”张之洞的心沉了下去。原来对方早就在等。等他们缴获证据，等他们押送俘虏，等他们暴露行踪……然后，一艘挂着米字旗的军舰，会以“保护侨民”或“调查海难”为由，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梧栖港外海。接下来呢？外交照会？武力恫吓？还是直接扣押缉私艇，宣称“侵犯英国领事裁判权”？“所以……”张之洞的声音有些嘶哑，“我们不能回去。”“对。”刘学义转过身，脸上竟浮起一丝奇异的平静，“但也不能炸船。”他指着远处那点绿光：“鸬鹚号离咱们还有三十五海里。它不会立刻靠过来，因为它的舰长知道，必麒麟是个蠢货，但也够狡猾。他要等必麒麟发出求救信号，确认咱们真抓到了人，才会出动。这是绅士们的规矩。”“那……”“老黄牛，”刘学义忽然拍了拍他的肩膀，力道沉得惊人，“还记得你浇菜地时，怀府长来巡查，问你‘土地丈量，如何确保公平’吗？”张之洞一怔，随即点头：“我说……用铁尺量，用日晷定方位，每一寸都记在册，每户都按手印。”“对。”刘学义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那今天，咱们就用同样的法子——用铁尺，量清这艘船的罪；用日晷，标定这封信的时辰；用光复军的册子，记下每一个人的供词。然后……”他嘴角勾起一抹近乎冷酷的弧度，“把它们，原封不动，送到台北。”“送到……台北？”张之洞愕然。“对，送去给统帅。”刘学义的声音斩钉截铁，“不是通过邮局，不是交给巡检司。是咱们四个，亲手送去。明早天亮前，必须赶到台北公共广场。那里，游园会还在继续。那里，有上千双眼睛看着。那里，统帅正在台上，和百姓一起吃太平燕。”张之洞明白了。这不是逃避，是突袭。用最笨拙的方式，把最锋利的刀，直接插进敌人自以为坚不可摧的咽喉。“小个！”刘学义厉喝，“解缆！升帆！蒸汽机全速！目标——台北！”“可……可这船……”小个指着满舱违禁品。“留着。”刘学义冷笑，“让鸬鹚号的舰长，亲自登船‘检查’。让他看看，光复军是怎么用铁尺量罪，用日晷定罪，用册子记罪的。让他看看，他那位‘朋友’必麒麟，到底在跟谁做生意。”他转向张之洞，目光如炬：“老黄牛，你负责看管必麒麟。记住，他活着，比死了有用一万倍。他要是敢咬舌，你就把他舌头割下来，泡在盐水里，一并送去台北。”张之洞挺直脊背，声音洪亮如钟：“是！”蒸汽机轰鸣骤然拔高，明轮疯狂搅动墨色海水，缉私艇如离弦之箭，撕开除夕夜的浓稠黑暗，朝着东北方向那片尚未被战火浸染的、灯火通明的陆地全速疾驰。船尾拖曳的白色航迹，在探照灯下翻涌如沸，像一条燃烧的银河，悍然划破殖民者精心绘制的海图。张之洞回到船舱，必麒麟正剧烈挣扎，嘴里塞着一团浸了樟脑油的破布，呜呜作响。张之洞蹲在他面前，从怀里掏出那叠照片，一张张铺开在对方眼前。小女孩递糖的手，妇女们洗过的手掌，番社少年胸前的搪瓷碗……每一张，都映着汽灯昏黄的光。“你看清楚。”张之洞的声音很轻，却比海风更冷，“这艘船运走的樟脑，能买多少碗糖？多少块肥皂？多少支奎宁？能换多少孩子不再烂掉的眼睛？多少母亲不再哭干眼泪？”必麒麟的眼珠疯狂转动，汗水混着血水从额角淌下。张之洞拿起那张小女孩的照片，指尖用力，几乎要戳破纸面：“她叫阿梅，八岁。上个月，她阿爸在修筑基隆到台北的公路时，被塌方的山石砸断了腿。光复军的医生用钢钉给他接上了骨头。现在，他每天能拄拐杖，去工地扛水泥。”他顿了顿，目光如刀：“而你，必麒麟先生，你运走的每一块樟脑，都在替你的同伙，往这些钢钉上，淬毒。”远处，第一声新年钟声，终于穿透海雾，悠悠传来。不是梧栖港，是台北城的方向。浑厚，悠长，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新生的重量。张之洞站起身，从腰间解下自己的水壶，拧开盖子，将里面滚烫的姜茶，一滴不剩，尽数浇在必麒麟脚下散落的樟脑结晶上。辛辣的蒸汽“嗤”地腾起，裹挟着清冽又苦辛的气味，瞬间弥漫整个船舱。那气味，像大地初醒时，泥土深处迸裂的根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