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才是真心想带咱们上船。”客厅陷入寂静。挂钟滴答声陡然放大，像秒针在敲打太阳穴。老婆忽然站起来，快步走进卧室，再出来时手里攥着个褪色的蓝布包。她抖开布包，里面是一叠存单和几张泛黄的粮票。“八三年攒的国库券，还有六八年我妈留下的嫁妆金镯子……”她把东西推到伊文仲面前，“文仲，你帮哥算算，值不值二十万？”伊文仲没碰那些东西，只抬眼看向加林山：“哥，嫂子这镯子，当年能换两台上海牌缝纫机。但现在，它换不来一台饮水机。”加林山盯着那抹暗哑的金光，忽然觉得刺眼。他一把抓起布包，塞回老婆手里：“收好。运成说得对，现在拼的不是老本，是脑子和腿脚。”他霍然起身，走到窗边拉开窗帘。夜色正浓，远处珠江新城方向已隐约透出几点灯火，像散落的星子。七年前他牵着童娅的手从火车站出来，少女辫梢沾着南下的雨雾，指着那边说：“哥，以后咱们也要住在亮灯最高的楼里。”“运成。”加林山没回头，声音却像浸了珠江水的石头，“明天见张建川，我穿什么衣服？”“军绿色工装裤，白衬衫。”伊文仲答得飞快，“再扎条旧皮带。别擦皮鞋，穿千层底布鞋。”“为啥？”“他穿西装，你穿工装——让他知道，你是来干活的，不是来领赏的。”加林山喉头一哽，猛地攥紧窗框。木纹深深硌进掌心，那点真实的痛感，竟比七年来的任何一次幻想都更让他确信：这一次，风真的来了。次日清晨六点，伊文仲骑着那辆永久牌二八杠出现在七羊新村门口。车后架上绑着个帆布包，里面是连夜打印的三份文件：一份是海印电器总汇近三年纳税证明复印件；一份是伊文仲手绘的广州老城区送水路线草图，密密麻麻标着“机关单位密度高”“学校集中区”“老旧小区改造进度”；最后一份，是用铅笔写的十五个问题，每个问题后面都打着不同颜色的小勾——红勾代表必须问，蓝勾代表可选问，黑勾代表绝对不能问。加林山已等在巷口，果然穿着洗得发白的军绿工装裤，衬衫最上面两粒扣子敞着，露出晒成古铜色的脖颈。他身后停着辆擦得锃亮的嘉陵摩托，油箱上贴着张褪色的“喜”字。“哥，摩托车？”伊文仲皱眉。“借的。”加林山跨上车座，甩给他一顶蓝色安全帽，“老王修车铺的，他说这车比自行车快，比汽车省油，送水站第一辆车就得是它。”伊文仲愣住。他昨夜设想了所有可能，唯独漏了这一辆轰鸣的摩托——那引擎声粗粝、莽撞，带着不容置疑的破土之力，像一柄烧红的犁铧，正要劈开所有陈腐的规矩。八点四十分，花园酒店旋转门前。加林山摘下安全帽，头发被风吹得凌乱，额角沁着细汗。伊文仲整理着他衬衫领子，指尖触到那颗微微跳动的喉结。“记住，别鞠躬，别哈腰。”伊文仲低声说，“他要是伸出手，你握，但别摇晃；他要是递名片，你双手接，眼睛看着他左耳垂。”加林山点头，忽然反手抓住伊文仲手腕：“运成，要是……要是他根本没约我们？”伊文仲笑了，把一张折叠的便签纸塞进他掌心：“哥，你摸摸。”加林山摊开纸——上面是张建川亲笔写的字，墨迹未干：“七楼茶室，备好两杯普洱。张。”纸角还印着半枚模糊的指纹，像一枚新鲜的印章。电梯上升时，加林山盯着金属门映出的自己：工装裤膝盖处磨出了毛边，衬衫下摆有一道没熨平的褶皱。他悄悄把那道褶皱抚平，又摸了摸后颈——那里有块硬币大小的旧疤，是十年前扛冰箱摔的。“叮”一声，七楼到了。走廊尽头茶室虚掩着门，门缝里飘出普洱醇厚的陈香。伊文仲抬手欲推，加林山却按住了他手腕。表弟侧头，看见表兄深深吸了一口气，胸膛起伏如潮汐，然后才松开手，自己推开了那扇门。阳光正斜斜切过紫檀木案几，将两杯琥珀色的茶汤照得通透。案几后坐着的男人穿着素灰衬衫，袖口挽至小臂，左手无名指戴着一枚银戒。他听见门响，抬眼望来，目光平静无波，像两泓深秋的潭水。加林山脚步一顿。那眼神里没有审视，没有施舍，甚至没有温度。只有一种沉甸甸的、近乎悲悯的确认——仿佛他早已看过这张脸无数次，在七年前的军营，在七羊新村的雨夜，在童娅每次低头避开他人目光的瞬间。张建川端起茶杯，杯沿轻碰唇角：“加林山同志，请坐。”他没叫“加老板”，没叫“林山兄”，叫的是“同志”。加林山喉头一热，忽然想起七年前那个暴雨夜，他蹲在部队大院门口啃冷馒头，裤脚全是泥。有个戴眼镜的新兵递来一把伞，伞柄上刻着两个小字：建川。原来有些线，早在命运落笔之前，就已埋进经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