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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密的情况，更为严重。
他，一方面受到“鬼谷夺舍”的影响，意识本就混乱，另一方面，现实的残酷也让他潜意识拒绝接受。
时而，记得自己是瓦岗寨的蒲山公，与翟让争雄的往事片段闪过脑海。
时而，恍惚觉得自己是某个古老道门的隐世弟子，在追寻长生之谜。
更多的时候，他对着地图上自己亲手标注的“魏”字和势力范围发呆，喃喃自语：
“魏……什么是魏？李密……我……是谁？”
他的个人身份和历史连贯性，正在断裂、消散。
……不仅是高层。
城内的士兵和百姓，开始出现大范围的语言功能退化和逻辑思维混乱。
他们说着混杂了古语词汇、各地俚语、军中黑话、甚至完全无意义音节的奇怪语言，彼此之间难以进行有效沟通。
一句话往往前言不搭后语，交流变成了互相吼叫和茫然对视。
沟通的彻底断裂，加速了社会的原子化，每个人都被困在自己的认知孤岛上。
……
鬼谷道的长老们，也惊恐地发现，他们视若瑰宝、赖以施展权谋智慧的《鬼谷子》竹简，上面的字迹正在慢慢变得模糊不清。
这不是物理上的磨损或受潮，而是一种仿佛源于意识层面的“遗忘”。
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正在从他们的集体记忆和共同理解中，“擦除”这些知识的存在。
他们越是焦急地努力回忆、拼命誊抄，那些字句在脑海中和在竹简上的形象，就消散得越快。
这种知识的自我湮灭，让他们感到了比死亡更深的恐惧。
……
最终，不知从哪天突然开始，战斗停止了。
因为士兵们忘记了为何而战，甚至忘记了如何使用兵器。
谈判消失了，因为参与者忘记了议题和目的。
连“人肉议会”，也无人召集，因为大家忘记了规则和参会者的身份。
整个城市的人，如同梦游般在废墟、尸体和荒芜的庭院间茫然行走。
他们眼神空洞，动作迟缓，不再有明确的目的地，不再有清晰的身份认同，不再有关于过去和未来的连贯叙事。
……
所有人，都在用一种破碎的、难以理解的语言，问着彼此，也问着自己那几个永恒的哲学问题。
只是此刻，这些问题不再是思辨，而是绝望的呓语：
“我们是谁？”
“我从哪里来？”
“为何在此？”
“我是不是我？”
“我的死亡，对谁……还有意义？……”
……
整座城市，陷入了一种比疯狂更可怕的、绝对的静默与呆滞。
暴力消失了，不是因为和平，而是因为连施暴的动机和对象都已被遗忘。
更诡异的是，任何试图系统、客观地记录这段历史的外部或内部努力，都宣告失败。
少数尚有责任感的史官，刚提起笔，铺开竹简或纸张，就发现自己大脑一片空白，完全忘记了要记录什么具体事件。
即便凭借强大的意志力，勉强写下几行字，描述某个场景或某个人物，但转眼之间就连他们自己都认不出那些文字所指代的具体含义。
仿佛，这些写下的符号，是一种陌生的、失去解码器的密码。
大业十五年十一月至，大业十六年五月，这长达半年的大兴城围城末期，在所有的官方史书、私人笔记、乃至后来的民间传说中，都成为了一段无法填补的空白，一段被集体意识主动“删除”和“屏蔽”的混沌时期。
这座城市，不仅在物质上崩溃了，在精神上被侵蚀或升华了，甚至在历史的客观记录维度上，也完成了一次诡异的“自我格式化”。
它，仿佛从一个确定的历史时空中，被硬生生挖走，只留下一个边缘模糊、内容空洞的黑暗剪影。
当现实中的矛盾、痛苦、荒诞与谎言积累到某个无法承受的临界点，当维持社会存在的所有宏大叙事和微观逻辑都彻底破产时，承载这一切的集体意识，可能会启动一种终极的自我保护机制——不是反抗，不是适应，而是主动的、彻底的遗忘。
历史，或许并非总是由胜利者单方面书写，有时，它也会因为无法承受其本身的巨大重量、难以言说的创伤与深入骨髓的荒诞，而被亲历者的集体无意识共同选择抹除。
所谓的“正统”与“信史”，在终极意义上，可能只是某种经过残酷筛选后、幸存下来的、选择性遗忘机制下的脆弱残余物。
大兴城的最后时刻，仿佛在演示如下一条法则：
当“存在”本身变得过于痛苦和毫无意义时，“不存在”或许会成为唯一合理的选择。
终曲
四面镜子，映照